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先锋作用的探究及启示
摘 要：延安时期，知识青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是大生产运动的生力军，是国民教育的支柱，是共产党的好助手，总之是架起党和人民的一座桥梁。纵然期间走过弯路，甚至犯过错误，但是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总结其经验，离不开党的指导，离不开三结合的法宝。当代知识青年同样有朝气、有知识、有理论、有魄力，面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机遇和挑战，应当学习先辈们的精神，总结实践经验，誓不做改革的旁观者，在大我中成就小我。
关键词：知识青年；延安时期；先锋；启示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13-03
一、无愧于先锋称号
刘少奇说：所谓先锋队，是准备牺牲自己为劳动人民服务，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延安时期，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面对民族危亡，恪守“有字之书”首先觉醒，在“无字天书”中汲取营养，在延安这个熔炉里铸就成真正的革命战士；他们是生力军、突击队，是桥梁，是助手。总之，他们无愧于先锋称号。
1.“到延安去！”
“到延安去！”曾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呼唤和强烈愿望。他们或者持当地党组织的介绍信，或者持当地救亡团体的介绍证件，或者受社会著名人士推荐，或者是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或者什么都没有只凭一颗赤诚的心，一批又一批潮水般涌向圣地延安。仅1938年5月到8月的三个月时间里，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达2 288人。“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是当时许多知识青年的心灵呼唤。那么，延安时期究竟有多少知识青年到过延安呢？在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做了发言说明，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1]217。
日寇肆虐激发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无家可归，无学可上，使他们在苦闷抑郁、悲愤交集中急于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而国共两党的两种抗日主张，两个战场胜败兴衰的不争事实，使他们受到最实际最深刻的教育。于是在大米与小米之间，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统统选择了后者。
2.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但在当时，却是生存所必备的素质。毛泽东曾记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这就是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延安青年来说，艰苦奋斗首先就是适应艰苦的环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学会忍耐。当时青年学生每年一套单衣，两年一套棉衣。住的一律是山腰开挖的土窑洞，七八个人共睡一条土炕，睡觉翻身都有困难。食物主要是小米加土豆、南瓜、萝卜、大白菜，有时饭是黑豆，菜是黑豆加点盐。至于学习，延安各校教室很少，所以上课、听报告大都在露天。毛泽东说：“没有教室就露天讲，就是天下第一。”[2]艰苦奋斗不只是忍耐，还包括自己动手，征服困难。面对困难，毛泽东说，饿死，解散都不是办法，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后，各地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来，加之让出部分校舍给陕公，使得住宿十分紧张。抗大校领导经调查研究，决定学习当地群众依山就势开挖窑洞。经过半月的突击劳动，在凤凰山上开挖了175孔窑洞和一条3 000公尺的盘山“抗大公路”。斯诺等国际友人参观后，送给它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窑洞大学。自己动手还表现在生产劳动，开荒种粮。边区耕地有限，而外来人口不断。加之国民党逐渐取消财政拨款，实行经济封锁，使得粮食问题异常突出。对此，青年们并没有坐等政府支援，而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在生产劳动中，青年学生表现出无限的劳动热忱和极大的创造精神。延安大学的学生在开荒比赛中提出快、深、细的标准，要求做到一镢下去8寸深，草根翻身不打埋伏，土块均匀平整等。青年学生在大生产运动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鲁艺1939年开荒433亩，1940年开荒616亩，实现了蔬菜完全自给。延大1943年开荒700亩，收获粮食50石，值32 500元。收获各种蔬菜424 100斤。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大学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5.5%[3]。李富春在《新中华报》上撰文说：这些或者是从来未拿过锄头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大城市的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是历来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下决心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
3.国民教育的主力军
革命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学习，离不开政策的执行；边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离不开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应用。然而，受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陕甘宁边区文化十分落后，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吴玉章说这里是“文化的荒漠”。怎样把文化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大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办学校是联络全国最紧要的东西，是与其他一切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4]指明了在边区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知识青年由于具备自身优势，自然而然成为发展国家教育的主力军。他们多担当教员，认真教学，以客观环境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学校教育方面：积极改进公办普通小学教育，增加与实践联系比较密切的珠算和应用文等教材，给学生讲授植棉、防治病虫害等新的农业科学知识。此外，还发展以民办公助为主的农村小学教育事业。在社会教育方面：创办夜校、午校、半日学校、识字班、冬学、读报组、识字组等，实行轮回教育、家庭教育、挨户教育，鼓励子教母、夫教妻、民教民等。知识青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1944年11月，边区各类型的民办小学已达500余所。在社会教育方面，1937年冬边区仅有冬学600所，入学学生10 000人，到了1944年，仅三边地区就创办各种冬学461处，参加冬学人数达6 292人。到1944年11月，边区共有读报识字组3339处，夜校、半日校230处，参加学习人数达40 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