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在人民政协建树中蕴含的协商民主理念
摘 要：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统一战线方面理论与实践家李维汉同志在人民政协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许多协商民主的理念，包括人民政协组成的广泛性蕴含协商主体的多元性；尊
重政协参加单位蕴含协商过程的平等性；推动人民政协发挥作用蕴含协商内容的公共性；探索政协工作规律蕴含协商运作
的制度化，他对人民政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独具特色的实践基础，也对世界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完善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蕴含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2-0031-02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时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自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提出“协商民主”概念以来，不同国度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尤尔根？哈贝马斯、大卫·米勒等人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许多协商民主理论学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它植根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传统与现实，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回顾、描述与反思基础上的补充、完善和超越，虽然缺乏更多的政治实践，但其中包含的对于公民美德、理性思考和合法决策的重视，为我们在一个强调多元、尊重差异和多样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我国学者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介绍到国内，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我国的人民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社会形态、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哲学伦理思想等基本国情而创造的政治成果，早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四十多年，其制度安排中包含的一些协商民主所追求的理想因素，为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实践支撑。这与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统一战线方面理论与实践家李维汉同志的贡献密不可分。他在人民政协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工作，也奠定了许多协商民主的理念。
一、人民政协组成的广泛性蕴含协商主体的多元性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发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为了使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具体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筹备会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单，李维汉同志兼任第一小组组长。关于政协的参加单位和代表名单，是一件极缜密、极严肃、极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纰漏，就会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如何完全准确地体现党的统战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李维汉一直思考的问题。李维汉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导下，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形成了新政协的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共十四个参加单位。充分“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1]。这个名单得到了方方面面的称赞，毛泽东看后曾风趣地说：“这是本天书”。一位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生动地比喻说：“1949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吓跑一个人。”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已发展到由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代表、特别邀请人士四方面共34个参加单位组成的多元协商主体。在政协这个机构里，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各个民族、各个宗教的政协委员，都能够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这与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多元文化和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要求协商主体的多元性是契合的。
二、尊重政协参加单位蕴含协商过程的平等性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必须处理好政协内部的关系。李维汉提出：“政协既是联合体，就不可能没有内部关系问题，要注意改进和搞好这种关系，”“把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工作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业务确定下来，认真去做。”[2]他认为人民政协内部的关系最主要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由于中共是执政党，问题的主要方面还是中共。共产党要摆正自己的问题，关系就好处理。他强调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我们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他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把他们当做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他们。因为，各民主党派都有它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它们同我们党之间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我们党必须承认和尊重它们这种独立平等的地位。”[3]他谈到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时还说到：“不是领导关系，而是它们协商和团结合作的机关，靠协商办事。”[4]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可以发表各种意见，讲错了也没关系，出气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总之“政协要民主、自由一些，随便一些，像个民主之家”[5]，要使各种意见都能够在这里充分发表，自由讨论。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协商过程的参与者是完全自由、平等和开放理性的，每个协商的参与者在协商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平等的。协商过程中参与者都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最终达成共识。
三、推动人民政协发挥作用蕴含协商内容的公共性
人民政协成立后，李维汉同志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以外，还先后担任一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和二届、三届、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推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在三大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之前，中共中央就指派周恩来、李维汉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人物进行座谈，经过了三次座谈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促进了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时，李维汉就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在外部要善于联合和中立一切可以联合和中立的人”，以达到彻底孤立地主阶级，顺利消灭封建残余之目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协商和指导，并通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地方委员会进行宣传、参加运动。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权，一些地方出现了不重视政协工作的倾向。中共中央针对这些问题下发了《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李维汉同志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在推动人民政协实现这一转折和继续发挥作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特别是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人民政协动员和组织所联系的党派、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三大改造运动，提出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告。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作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八大”精神，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其通过的政治决议中，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1962年，李维汉主持形成了一个《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活跃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切实贯彻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又向统战会议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并再次将其作为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之一。该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各地执行，推动了人民政协工作的发展。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协商要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内容为对象。“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公众理性，达成共识，寻求最大限度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6]。借由这一过程通过的公共决策，“可以在参与者之间产生更多的政治支持、正当性与信任，可以推动社会公共政策的执行，并为以后的合作互动积累长期的信任与社会资本，促使民主政治朝着良性的方向健康发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