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炮轰”的坚韧“小脚”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围绕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内高层,有一位先被毛泽东倚重为“中央农村工作的主帅”,后被斥为“像小脚女人”、“需要用大炮轰”的领导干部,他殚精竭虑地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勇于抵制各种“左”倾错误,特别是敢于同毛泽东争论,多次被批判仍坚持真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部分纠正了中央农村工作的偏差和失误。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唯一一届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五十年代初受毛泽东倚重主持中央农村工作,注重尊重农民意愿逐步推行合作化,被批“只稳步,不前进”
  早在1932年5月,邓子恢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兼代理土地部部长。在建国前的履历中,他既有军队任职的经历,也有领导民运和财经工作的经验。1946年4月,时任中共华中分局书记和华中军区政委的邓子恢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研究土地问题工作会议时,曾被毛泽东钦点参与讨论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1950年2月,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主持制订了中南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可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子恢既是军队政治工作领导,又是根据地建设和农民及土地问题专家。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此时,由于继母病逝,邓子恢告假缺席会议。会后,毛泽东于9月25日深夜致信邓子恢,希望他尽快到京:
  子恢同志:
  九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向你的病故的老母亲致哀悼之意;(二)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厚望诚约之意,见诸笔端。
  1952年10月,为充实建国后的中央一线领导,邓子恢与邓小平、习仲勋、高岗、饶潄石一道,奉调进京,时称“五马进京”,并担任素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由此可见,邓子恢的经济工作才能深受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赏识。时隔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开始考虑在党中央内部设立与中宣部和中组部平行的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1月,邓子恢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并被毛泽东称为“中央农村工作的主帅”。
  作为中央农村工作的主帅,邓子恢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进程,有着独到的深刻理解。在1953年11月间的一次讲话中,他作过一次精辟阐述:“将农民的、手工业的变成合作化,最后没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这需要多少年呢?是不是明年明天就实现?是不是毛主席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实现呢?不行的,这是不能下命令的,要经过好多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或者更长时间。”
  按照中央的规划,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3个相互衔接的步骤来实现。第一步是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或常年互助组;第二步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第三步是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这三步走的计划,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对邓子恢关于“不要超越农民的意愿和注重保护农民的财产私有权”的正确主张,起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但是到了1953年下半年,随着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和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好消息接踵而至,毛泽东便要求邓子恢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两人之间的分歧初露端倪,以致邓子恢在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时,遭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拿小农经济做文章”,“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和“对农民搞小恩小惠”。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社”起来,则必须加快“公”起来,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的“公”起来可以加快。
  早在井冈山时期便成功主持过红色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并赢得毛泽东赞赏的邓子恢,十分注重尊重农民意愿引导农民逐步迈向合作化。但作为统揽全局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则希望尽可能早一些地看到在广大农村将“社”字突出起来。特别是当看到局部地区合作社初见成效并听信下面一些主观热情的汇报时,他想“快”的思维愈发加重。
  1953年10月15日,正当邓子恢在南方一些省市进行调研时,为了给提前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社会议做准备,毛泽东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了话。其要点:一是互助合作化运动无须经由互助组而可直达合作社,合作社要尽量办成大社;二是搞不搞合作社是判断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准。这一观点改变了中央确定的以互助组为互助合作社的中心环节的计划,实际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一再主张合作社规模不能过大、控制在20户左右为宜的观点,否定了互助合作稳步前进的方针。毛泽东在此次谈话中说:“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只要办得好,“那就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同年11月初,邓子恢从上海来到阔别了15年的家乡福建开展调研。就在此时,毛泽东再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挖掘,那就是只稳步,不前进。”还说:“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其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1954年3月初,《华北局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指示〉的通报》被摆上邓子恢的案头。《通报》提出:“目前春耕生产即将进入紧张阶段,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工作,应当立即停止,以便集中力量做好巩固工作和对春耕生产的领导。”邓子恢认为华北局的意见很对,便立即同廖鲁言、杜润生商定,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农村工作部转发这个《通报》,并写下批示。这就是3月20日发出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收缩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转入生产的指示》。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话,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他不要犯1953年那样的“只稳步,不前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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