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河北农村社会心理变迁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全国人民进行的第一次系统而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本文以河北农村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为个案，探讨这一宣传所引发的农村社会心理变迁，进而分析这种心理变迁对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影响。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河北农村的宣传概况
在河北农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是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和粮食政策宣传而进行的，从1953年10月中旬162个统购试点乡开始，11月初普遍展开，历时近4个月。其目的就是“使个个农民都懂得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懂得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1]
在宣传步骤上，采取了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发动，普遍开展，大张旗鼓，逐步深入的方法。全省区以上有5万多名干部参加了下乡宣传，共组织了约21万干部和13万大中小学教职员开展了总路线的学习，并动员了包括党员、团员、宣传员与群众积极分子在内的约175万余人的宣传队伍，分片包干，深入农村，对广大农民群众展开了挨门挨户的宣传。
二、农村社会心理变迁
据统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覆盖了全省所有农村党支部，包括90%以上的党员，约70%以上的成年农民群众，都受到了一次较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对总路线的认识，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由此，也决定了这场宣传教育运动对农村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广泛而深刻的。
1、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模糊到信仰。在总路线宣传之前，不少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模糊的，许多群众更是把社会主义误解为“归大堆”、“吃大锅饭”或“集体吃饭集体睡觉”。[2]经过总路线的宣传与教育，广大农民群众与对社会主义认识逐渐明确起来，并进而树立了起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知。通过广泛宣传，特别是通过放映《幸福生活》、《拖拉机手》、《金星英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等宣传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和愉快劳动的影片，农民群众“都知道未来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铁牛（指拖拉机）耕地，高楼大厦”。 [3]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知。在总路线宣传开始前，大家虽然都知道将来要实现社会主义，但不知何时实现。磁县一个老年人贺金堂自己编唱的“过冬来，雪花飘，年老人光心焦，社会主义望不到”，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乡村干部也是如此。在中共赵县县委召开的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上，五北区龙化一乡干部贾洛然就提出：“光知道革命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怎么走，具备哪些条件和多长时间才能实现就闹不清了”。[4]还有乡干部也觉得“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一步五尺，这万里啥时才走到呀！”[5]学习了总路线以后，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知道了“十五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普遍感到“心里亮堂了”，“方向明确了”，“有了奔头了”。
再次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知。总路线宣传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走到社会主义，经过宣传，认识到了互助合作不只是为了多打粮食，更是农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方向和方法。比如有农村党员说：“我虽说早就参加了互助组，可是我认为：经过土地改革，得了房子得了地，是已经翻身了。组织起来就是比单干方便点呗，跟实现社会主义又有啥相干呢？没想到组织起来跟不组织起来有这么大的不同。”[6]
2、对阶级分化、剥削和资本主义道路从忽视到鄙弃。总路线宣传前，农村党员普遍认为“经过土改，农村中的剥削制度已不存在了，还改造什么呀？”因此，把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雇工、放高利贷、买地等行为都当作是正确的经济活动，“司空见惯，不算什么”。经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乡村干部开始感到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比如有的干部说：“过去不讲总路线，自己不向这方面想，这回听了报告后，对照本村一检查，仅在这几年中，俺村就有十五户雇上了长工，这样要不很好的领导不久就和过去一样了。”[7]广大农民群众也重新认识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剥削现象，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再过几年就和事变前一样了，原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一些自认为有剥削行为的党员和翻身农民猛醒了，惭愧了，感到“此路不通”，“太危险了”，是“自找死路”，因而决心放弃剥削行为。顺义县农民李绍明自动把用十石左右玉米买的三亩地退给卖地户，说：“我半辈子扛活，现在我也置地叫别人受罪，我把地退给你，粮食有了再给。”经过总路线的宣传与教育，农村中的“放债、囤粮、买地、雇工，已被认为是不光彩不体面的事情，人人鄙弃”，并且“人人唾弃资本主义道路，靠剥削吃饭已成为可耻行为”[8]。
3、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农联盟的认识从片面到全面。总路线宣传之前，不少干部、党员和群众，片面认为“工人工资高，农民生活苦”，因而觉得“工业化对工人有利，农民吃亏”，甚至认为“农民离了工人可以，工人离了农民不行，谁也不能不吃饭。”经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广大农民、乡村干部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农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工业化才能更好的发展农业，说：“咱们国家工业还不发达，拖拉机造不出来，怎么到社会主义？”[9]他们还将工业化形象地比作树根，说：“要想长树身必须扎树根，没有工业那里来的拖拉机”；又说：“工人与农民骨肉相连，咱们用的犁、锄、镰、煤油都是工人造的，睁眼看看，伸手摸摸，身上穿的，头上戴的，哪一样也离不开工人。有余粮不卖，工人没吃的，怎么能给咱们造工业品？[10]唐山丰南县农民赵玉佩说：“过去只知道工人离不开农民，现在才知道农民也离不开工人，离开工人连个小锄头也使不上，更不用说拖拉机。”[11]
4、对互助合作从消极到积极。在总路线宣传之前，全省农村中无论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对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并不高。从乡村干部来说，他们大多只看到农民自私、落后、保守的一面，不相信农民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有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信心不足，有的认为非强迫命令不可。经过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这些思想情绪基本得到了扭转。如赵县二区南王村书记在参加了总路线的学习之后，当即表示：过去光喊互助合作，但思想上不重视，这回回去说什么也得组织一个农业社。[12]秦皇岛市昌黎县葛条港乡解官营村的一个互助组组长在学习了总路线之后，也表示“我这个组，在解官营是数一数二的，满可以啦！现在我认识到互助组才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往后我要继续努力，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迈进。现在就要动员我们全组，作好思想准备，争取明年春耕前，转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3]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一方面经过宣传教育中的回忆、对比和具体算帐的方法，诉出小农经济之苦，开始挖到了小农经济的“病根子”，了解到“原来受苦不是不会过，也不是命该如此，而是没有光明大道”[14]。另一方面经过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广大农民开始从实现社会主义的角度认识互助合作，如有农民说：“过去我认为互助不互助的一样干活，不知道向前看，要不早点组织起来，等到了社会主义，仍是你家三块地，他家二亩地的，怎么能使拖拉机啊？”[15]因此，在宣传总路线以前退了社的户感到后悔，要求重新回社，准备退社的户不退社了。如灵寿县二区苗台李全德社1953年退社的就有7户，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又都要求回社，社员周学才说：“我过去总觉得社会主义没个影，所以退了社。只要大家努力15年就可以到社会主义，实在有盼头了，我决心回社。”[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