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国家理论”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09年11月13日登场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中,两岸学者首度有机会就两岸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二轨对话”。尽管研讨会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但此次研讨会中的开创性观点引起的共鸣依然不断。其中,大陆学者刘国深教授就两岸关系提出的“球体国家理论”很有创意,在岛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感触颇多。
一、兼顾主权统一与政治分歧
两岸关系问题产生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两个基本政治现实是两岸都无法否认的。这两个基本的政治现实就是: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代表中国的政治象征;第二,曾经代表整个中国的“中华民国”尽管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内战中被取代,但“中华民国”体制或者“中华民国”架构依然存在于台湾,并在特定场合代表中国。①而且由于60年来特殊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中华民国”作为政治符号已经成为岛内相当部分民众的认同对象和感情归属。尽管两岸双方在这个问题依然有些保留,但是这是当前双方都无法否认的政治现实。这也是两岸关系政治定位以及两岸和平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事实。用刘国深教授“球体国家理论”话语体系来描述,即是指在国际主权星系中,其他国家的球体都是一个颜色,只有中国比较特殊,是由两种颜色组成。但两种颜色并没有改变同一个球体的事实。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争夺的是中国的执政权和领导权,均无意改变中国主权的完整统一。国民党带着“中华民国”体制到台湾之后,两岸之间斗争焦点逐渐由争夺对中国内部的主导权转为争夺对外的“合法代表权”,因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根基的稳固,中国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而已。可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必须把“中国合法代表权”这件大衣穿在其瘦小得多的身躯之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两岸均反对国际上的双重承认即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便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的“独台”倾向也是源于两岸合法代表权的争夺。因为随着大陆的迅速崛起,台湾在合法代表权争夺战上是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一些政治人物希望通过把台湾拔高到“国家”的地位,以寻求同大陆对等的谈判地位。尽管这并不影响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但一个球体的某一部分试图隆起为一个单一的“球体”,违反了国际法这一主权球体的运行规则,其结果将是引发行星运行的震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的多次危机即是源于此。
而且当前,实际施行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实际施行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主张的国土是重合的。这也意味着两岸尽管内战的状态尚未结束,但两岸主权统一的事实,两岸同属于一个球体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中架构”也就是谢长廷“宪法一中”的由来。在民进党内部,我们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着激进的“台独”势力,但是绝大多数民进党政治人物仅是政客而已。因而,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②
综上所述,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是很切合于两岸的政治现实,不仅坚持了两岸主权统一的原则,也兼顾两岸的现实政治分歧。
二、推动两岸共同治理
长久以来,对两岸来说,其实就只有“台湾问题”或者“大陆问题”,并没有两岸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或者“大陆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共内战延续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③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两岸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缓和,随着两岸当局逐步开放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两岸关系问题也就开始浮出台面。因为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遍布大陆的台商,给两岸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纠纷、法律争议、跨境犯罪等一系列的问题。两岸关系问题就是在两岸统一条件尚不具备、对峙不可取的特定背景下,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如何促进和平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或者民间企业之间协商解决。但两岸关系问题的处理,两岸关系的治理,如果没有两岸公权力部门的合作与默契,是很难有进展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分别在两岸成立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这种半官方性质的协商来解决“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民间性”的问题。但“两会协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磕磕碰碰告诉我们,民间组织的角色功能是有边界的,即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两会”亦是如此。事实上,两岸之间民间社会活力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谅解和默契。尽管马英九团队上台以来,两岸“两会”协商的气氛很是融洽,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也是当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是,如果两岸的公权力部门要坐下来谈的话,就涉及到身份问题,也就是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在现有的主权观念下,在中国大陆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主权领土唯一合法代表的大背景下,两岸公权力部门合作是高难度的。如果台湾当局愿意跟大陆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话,将直接危及台湾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因而,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台湾当局以及台湾社会才会有“两国论”、“一边一国”的诱惑,因为台湾当局希望能够把自己拔高到“国家”的地位,以寻求获得与大陆对等的谈判地位。这种状况也即是刘国深教授“球体国家理论”指出的“隆起”或者“逸出”。但在现有国际关系格局下,一旦台湾当局违背国际法试图“隆起”为单一的球体,那么除了引起中国主权这个球体的震荡,也会引发周边地区的震荡。
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为当前的这种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球体国家理论”事实上也就是要在坚持两岸同属于一个球体的事实之上(两岸主权统一的事实),尊重两岸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不同颜色,尊重台湾当局追求对内合法性的现实需要,给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体制适当的身份,甚至在特定场合以适当的方式赋予对方代表中国社会部分民众的权利、利益和需要。这个主张既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又使当前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亦即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能够建立起来。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国际法框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我们当然要严格遵守。但是现有的国际法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我们不应该让这些观念来束缚我们两岸人民追求统一,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碍。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是在两岸实现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背景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对两岸关系问题提出这种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本质上就是两岸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逐步过渡到政治整合的过程。依据功能主义整合理论,整合主体如果试图稳步推进经济整合,并推动“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即由经济整合推动整合主体在其他领域甚至政治领域的整合,那么,整合主体的政治精英必须在政治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谅解或者共识。④ 因而,当前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背景下,两岸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上达成虽不完美但都可接受的谅解,共同建构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从而为两岸经济文化整合提供政治默契。事实上,这也是推动两岸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必然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⑤ 一方面,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是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利益机制”。⑥ 离开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利益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其量仅是政治口号而已,无法成为两岸关系的运行机制。而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消除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文化台独”的恶劣影响,也可以“为整体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奠定文化的基础”⑦。另一方面,两岸经济文化整合为两岸和平发展乃至最终的和平统一提供现实的路径:两岸经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推动两岸之间的政治整合,最终实现两岸完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