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欧洲“福利国家”:一个理论研究视角
[关键词] 全球化危机;福利经济;阶级妥协;信息社会;福利共识
[摘 要] 本文从全球联系日趋紧密和传统社会发生深刻变迁的大背景下,对欧洲“福利国家”社会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洲“福利国家”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和分析框架,希冀为考察当前金融危机下的欧洲“福利国家”问题有所启迪。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10)04-0067-06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兴起与加速发展,欧洲“福利国家”普遍存在经济竞争力下降、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究其原因,用英国学者罗德利克的话说,就是“全球化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它增加了对国家提供社会保险的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国家有效地实现这一作用的能力。”[1](P205)如何看待这一命题,探究相对于美国“盎格鲁—萨克森”模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现实危机与未来走向,这是近十多年来欧洲国家各政党、各社会利益集团、各阶层居民广泛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欧洲“福利国家”现实困境,即所谓的“全球化危机”进行全面考察,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视角。
一
就经济层面而言,“福利经济”是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导致“福利经济”陷于困境,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经济原因。
1929—1933年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凯恩斯经济学和庇古福利经济学临危受命,力主摒弃传统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并以“逆经济风向行事”原则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增加“有效需求”(社会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战后西欧各国吸取20世纪30年代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和管理,并进而形成了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协调并进为基本理念的“福利经济”模式(德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
这是综合运用财政和货币等手段,涉及所有制和再分配领域的一套“需求管理”政策和措施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在国有化或国家对私人企业其他形式参与的基础上,由国家对私人收入和消费进行干预,在经济萧条和失业严重的时候,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即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在失业减少以后,出现通货膨胀时,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实行紧缩政策,即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缩小社会福利支出,以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福利经济”的实质是西方20世纪30年代反危机措施的长期化和普遍化。
“福利经济”在国家层面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干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为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德国著名左翼人士哈贝马斯指出,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可以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额,因而拥有转移支付、补贴,乃至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活动余地。国家能够对生产和分配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以便达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简言之,就是“调节式的国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2](P71-72)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兴起与加速发展,“福利经济”却开始步入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在二战后的初期国民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况下,由于“有效需求”主要来自国内,资本不得不认可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相对降低资本利润率的现实,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资本可以随意跃出国界,西欧国家中原来的需求导向政策就逐渐失去了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制约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福利的任何进一步要求和政府扩大福利支出的政策都会被资本看作“单纯的成本因素”,[3](P157)都会促使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内的失业压力,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保障和进一步提高税率,而这又进一步促使资本的“外逃”。这样,“福利经济”就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
另外,“福利经济”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削弱了其生存能力:一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用于消费,既增加了西欧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限制了国内生产性投资的扩大,导致这些国家在对外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国民对福利的过度依赖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和劳动力市场僵化,引发西欧福利国家长期的“福利病”和经济效率不高等问题;三是跨国资本在国内不断推行“生产合理化”运动,导致“无就业增长”这一奇异现象的出现,使“福利经济”陷于“釜底抽薪”的被动境地;四是“福利经济”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诱发了长期困扰西方社会的“福利道德”问题。
“福利经济”的困境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导致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转向。如西方学者所言,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已经行不通了;民族国家要想保持其“经济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只能走国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2](P73-74)
二
就社会层面而言,福利国家是针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福利制度模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造成这种制度模式的相对滞后,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社会原因。
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针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工业社会是以工厂为中心的大规模、集中化和标准化机器大生产为基础,在产业结构、就业模式、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需求方面具有整齐划一的特征。这种整齐划一的特征为福利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统一管理和标准化组织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显现灵活化、分散化和非标准化等“信息社会”特征。美国学者托夫勒指出,“信息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同工业社会相比,“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出现“金融的高度集中和生产中心的日趋分散现象”;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将越来越多,而且将出现“具有细胞特点的公司组织”;“有薪全日制雇员的普遍模式将被多种工作新形式所取代”。换句话说,“工业革命造成的人们所熟知的群体社会——以及它对群体生产、群体交往、群体教育和群体政见的严重依赖——正向着‘非群体化’演变,价值观念、家庭形式、联络交往、宗教、技术,从政治到诗歌一切方面的多样性将会开始取代工业社会的统一性。”[4](P89、225-226)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必将对基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福利国家制度模式提出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劳动就业市场灵活化和“弹性化”趋势的挑战。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人人就业、全日制就业和终身就业既是福利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福利国家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现实依据。福利国家就是强调在大规模、集中化的就业基础上,由国家统一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但是,西欧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表明,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传统的就业模式正在逐渐失去它的统治位置,而新的就业岗位大多集中于服务业,工作时间非全日制化,工作地点分散化,就业方式灵活化,薪资水平悬殊化。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无疑会对福利国家制度模式形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