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


  
  [摘要]关于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学界或视作部落联盟,或以为属于酋邦,见解不一。本文通过对考古和文献材料的深入分析,并借鉴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关于贵族国家的理论模式,认为尧舜部落联合体当为贵族国家联盟,处于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贵族国家过渡的前夜。
  [关键词] 陶寺文化;尧舜时代;酋邦;贵族国家联盟
  [中图分类号]K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9)03-0005-06
  
  关于五帝时代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过去人们多目为部落联盟,近年则喜以酋邦称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从考古和文献材料的综合分析来看,这些见解与所持前国家形态理论多有龃龉之处,有待继续探索。本文拟借鉴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关于贵族国家的理论模式,提出尧舜部落联合体当属贵族国家联盟的新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
  
  陶寺文化以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是中原龙山文化一种内涵丰富和特色鲜明的考古文化遗存。1999年以来,经过对陶寺遗址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许多重大收获,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更有价值的资料。从考古学上观察,陶寺遗址所见文明要素是愈益清晰了。
  早在1984年春,在陶寺遗址晚期的灰坑里发现一件扁壶残器,上有两个用毛笔类工具书写的朱书符号。研究者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与甲骨文的“文”字,在形体、结构上都十分相像,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⑴这可能意味着陶寺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初步有了文字的发明与使用。
  在陶寺晚期墓葬中,1983年曾发现一件铃形铜器,工艺复杂,是迄今年代最早的复合范大型铜器。在新近清理的一处晚期墓地里,又发现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⑵。说明当时冶金铸造工艺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铜器已在生活中使用。
  特别是近年陶寺城址的惊世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投射了新的光明。陶寺城址分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等三大部分。
  早期小城(约BC2300-2100年)位于陶寺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小城东南部有一般贵族居住区和上层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的西区,位于早期小城南部,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上层贵族居住的东区当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的东南部,总面积为6.7万平方米。贵族居住区的东南有一片相对独立的陶寺文化早中期的仓储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早期小城的城垣在中期废弃,但小城内的宫殿区到中期可能继续使用。
  中期城址(约BC2100-2000年)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龙山时代最大的古城。中期大城在早期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约270万平方米。中期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小城祭祀区发现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基址,面积约1400平方米。其台基分为台基芯和三道夯土挡土墙组成的三层台基。最外圈的夯土挡土墙呈月牙状贴于台基的正东,圆弧距圆心半径25米。中圈距圆心半径22米,内圈半径约12米。上层台基夯土挡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有一道由11个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柱列,形成东1-东10号柱缝。在第二层台基内侧的东北部,另有东11、东12号缝。根据精确测绘与实地观测,东1-东12号缝中线皆可交汇于台基芯的观测点圆心上,表明“观测点基础与东1-东12号缝是同一个科学的有机的系统。”⑶通过实地模拟观测,“陶寺观象台总计12道观测缝,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的缝中线日半出或日切”,其中“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⑷表明这是一处集天文观测与祭祀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
  陶寺城址规模巨大,为都邑性聚落。有学者根据陶寺遗址有万座以上墓葬的情况来分析,认为城址的人口数目“约在3万以上”⑸。另据研究,上古时代的城邑人口平均密度指数约为每户160平方米⑹。依此推算,陶寺早期城址当有3500户,按一家3口计,总数在l万人以上;而陶寺中期城址当有17500户,按一家3口计,总数在52500人以上。若按一家5口计,其早期城址当有17500人左右,中期城址当有87500人左右。其人口数量已具早期王都的规模。而城内建有宫殿区和观象祭祀区,亦表明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加强。这使陶寺遗址所具有的文明迹象更为丰富和突出。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东南隅发现了一片墓葬区,面积约3万平方米。已先后清理陶寺文化墓葬1300余座,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其数量呈金字塔结构。其中,大型墓6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占墓葬总数近10%,小型墓则占90%左右⑺。大型墓规模大,墓主均为男性,使用木棺,棺内撤硃砂。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包括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彩绘木案、俎、匣、盘、豆、仓形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瑗等。随葬品中的“鼍鼓、特磬不是一般乐器,而是作为王室(或大贵族)权威象征的庄严礼器。”⑻而玉石钺多无使用痕迹,亦为象征王权的礼器。中型墓使用木棺,墓主有男性也有女性。随葬品中有陶器、玉石器、头饰、骨笄等,少者几件,多者一二十件。小型墓墓圹狭小,大多无木质葬具,亦无任何随葬品。这说明从陶寺文化早期起,社会分层现象即已发达,等级区别明显,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部落显贵手中,政治权力中心开始形成。
  根据陶寺遗址所显示的诸多文明要素来看,陶寺人们共同体已从氏族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苏秉琦先生曾说:山西襄汾陶寺为“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惟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⑼,深中肯綮。
  
  二
  
  自陶寺城址发现以后,人们更倾向于把它与五帝时代的尧都联系起来。这在文献上也有较为充分的根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夏书》日:‘陆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淮南子·坠形训》高诱注:“冀,尧都冀州。”有学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所都的冀州,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的黄河以东地区。”⑽其具体地望,见于《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条,应劭注日:“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平河即在今临汾市一带,而陶寺遗址正位于古陶唐氏所居古冀州尧都平阳的中心地区之内。
  陶寺遗址的观象台,其功能与《尚书·尧典》所载帝尧观象制历的有关内容亦多契合之处。《尧典》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时。”这是说尧命令羲氏与和氏,谨遵天时,推算日月星辰的自然法则,制定出历法的四时节令,谨慎地把它传授给民众。尧派羲仲到东方、羲叔到南方、和仲到西方、和叔到北方,观察测定日出日落的运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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