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就业问题通常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悖论：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为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依据经济学中的要素禀赋理论，我国应该选择劳动密集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更为偏向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动的生产要素组合。那么，这一悖论是意味着要素禀赋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还是意味着我国的企业在生产要素组合的选择上是非理性的，或是隐含了更复杂、更深层次的经济行为逻辑？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偏好资本：我国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选择
从宏观角度考察厂商选择生产要素组合的偏好有多种办法，一种常见的办法是分别观察固定资产投资量和新增就业量的增长率，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量的增长率高于新增就业量的增长率，那么通常认为厂商在生产要素的使用上更加偏好资本。但遗憾的是，这种环比测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生产要素在上一期的存量，因此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缺乏说服力的。
另一种常用方法是观测劳均资本拥有量的时序变动态势，如果劳均资本拥有量呈递增态势，通常可以据此推断认为企业在生产要素的选择上更加偏好资本。这一方法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如果一国的劳动力供给长期处于紧态，那么因为该国所能使用的劳动力数量近乎不变，这一指标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厂商选择生产要素的组合。但具体应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况时，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供求情况明显地处于长期供过于求的情形，因而这种方法是适用于分析我国厂商生产要素的选择偏好的。下图显示了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均资本拥有量的时序变动态势。
下图清晰地表明，我国非农产业的劳均资本拥有量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稳定上升态势，这就说明我国企业在选择生产要素组合时更加偏好资本。事实上，我们从对日常经济现象的观察中同样能印证这一点。微观层面上，企业总在不停地追求上档次热衷引进更新的生产工艺，宏观层面上，国家主管部门总在不停地对企业装备提出更高的技术参数和规模要求，而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往往是同更密集的劳均资本需求直接相对应的。
企业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吗？
我国企业在生产中不是尽量利用资源丰富的劳动力，反而偏好于使用相对稀缺的资本，这似乎同经济学所描述的厂商理性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厂商一定会更加偏好数量丰富因而更加便宜的生产要素，从而有效降低其生产成本。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企业是非理性的呢？
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营单位，而不过是政府实施资源配置和实现某种经济目标的工具，因而市场经济中厂商的理性行为准则在中国并不适用，我国国有企业的选择行为谈不上是否理性，因为他没有自主决策的能力和机制。这种看法在实施计划经济的80年代无疑是适用的，但自从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至今已历时十余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已经发展成为独立决策主体。进而言之，我们在上图中看到，非农产业劳均资本拥有量随着市场经济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因此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我国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选择行为。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企业对生产要素组合的选择受制于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实施资金和技术引进战略以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外所提供的技术通常是基于劳动力稀缺而资本丰富的背景而研发的，因而选择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他们必须依赖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的现代技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所提供的绝大多数技术却不适用于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和技术稀缺的国家应用。我国引进时往往不以是否能更多地吸收劳动力为标准来选择，而是在“两难选择”前选择了资本密集型技术。
此外，决策者倾向于把竞争力不足归因于技术水平太低，把掌握“国外先进技术”视为本国在世界崛起的象征。因而，经济管理部门普遍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追求资本密集型技术创新、忽视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运用。根据这种观点，我国企业的行为同市场经济的厂商理性行为准备并不相悖，只是由于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导致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同标准理论的预言相反。但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企业一定要选择引进并不适合中国资源禀赋的技术。进而言之，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选择何种生产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状况决定的。因此这种看法同样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要素选择行为。
事实上，理解我国企业这一选择行为的关键之处在于要素价格。在一个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国家，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不必然意味着价格高，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也并不必然低。一项依据现代经济计量技术的研究指出，在我国，反映就业吸纳量的重要指标就业弹性（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概念）同资本/劳动价格比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知道，生产要素的价格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因而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要素选择行为。因而，计量研究的这一结果只能用要素价格扭曲和数量补贴加以解释。
我们先考察要素价格。经济学通常用利率表示资本的价格，用工资表示劳动力的价格。对工资的变动情况，我们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做过描述，简而言之，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资呈逐年递增态势，尤其是进入2000年之后，工资的这种上升态势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体现在企业的成本函数中就表现为企业的劳动用工成本不断上升。对于利率的变动情况，由于利率在更大程度上是国家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所以利率的变动要比工资的变动频繁得多，我们在这里不考察利率的具体变动状况，只作一些定性的表述。在2000年以前，我国的利率长期维持不变，只是到了2000年以后才开始较为频繁地使用利率工具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即便如此，由于国家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施不同的信贷政策，银行贷款基本流向国有企业，国家为了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往往将标杆利率定得很低。这样一来，资本和劳动的价格之比总体上呈逐渐变小的态势，企业在根据生产要素的价格和边际产出决定其生产要素组合时，必定会更加偏好资本而非劳动。
另一方面，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同时，国家往往对规模以上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数额巨大的数量补贴和信贷定向配给。这体现在国家每年为国有企业提供巨额的技术改造资金，动用国家财政资金在大型国有企业设立研发中心，为国有企业引进国外技术装备提供贷款、关税以及税收上的种种优惠政策，所有这些举措都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笔者的一项经济计量研究表明，尽管就业弹性同要素价格比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同要素使用数量比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资本的数量补贴和信贷定向配给的作用对于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前面的企业行为悖论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即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其行为是合乎市场经济理性行为准则的。问题只在于政府通过人为压低资本的使用成本，使得企业在选择生产要素时更加偏好资本而非劳动。
赶超战略：更深层次的考察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要选择这种有违我国要素禀赋状况，鼓励企业多使用资本的政策呢？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了，那就是把掌握国外先进技术作为企业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扶持依据。但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同样需要对政府的这一决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将目光投注到经济发展战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