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历史世界与理论命题
所有“经典”都有超越时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它致力于阐释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原理、法则与智慧。也就是说，它必定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思想深度，对事物的本质及其永恒的“自然”有深刻的理解。唯有如此，它才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为一代又一代人所研读，从中获得智识上的启发与收获。否则，在历史的大河里，它必将被汹涌的意见之涛所淹没，被人们所遗忘。
但与此同时，任何一部“经典”又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写就：它诞生于特定的舆论环境中，它要面对特定时代下的诡辩与欺骗、荒谬与不义，奴役与压迫，它要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与危机。它也因此融入了特定的时代精神，打上了历史的烙印。然而，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1]尽管时代变幻，但历史中并没有多少新鲜故事，曾经的欺骗与错谬也总是一再出现。正因为如此，对历史的阅读才会具有特别强的现实感觉。以史为鉴，其理据与内涵在此。所以，在几百年上千年之后，当我们进入“经典”的历史世界时，仍能感受到那份破空而来的厚重与巨大力量。它对时代精神的反映，对过去时代的深刻洞见，对其危机与问题的诊治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也因此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深刻的理论思辨与敏锐的现实剖析在所有经典中混融一体。《国富论》就是这样的经典之作。它成书于商业社会蓬勃兴起之际。亚当·斯密有哲人的慧眼，把握到在时代深处涌动的思潮。他也像一个医生，从英帝国正在步入的危机中，他预见到了更大的灾难；当然，他也洞见其症结，并开出了理论的药方。所以，我们需要进入斯密的历史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的深刻与力量。当我们进入《国富论》的历史世界，我们便会知道，它并不只是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著作，而是探讨“自然正义”的法理学作品，甚至还是思考国家建构、帝国体系的政治哲学作品。
一、《国富论》的“历史世界”
我们要理解一部作品的问题意识，就有必要进入其历史语境，理解其时代的争论及其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做一番考古式的挖掘，去复活时间轴线上的历史细节。
我们在做研究，甚至在日常阅读中间，常常会想要去了解著作的“历史背景”或“时代背景”。但是，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给我们带来误解，认为所谓的“背景”就是著作“背后”的那些历史事件，甚至思想和文化事件。依据这样的理解，“背景”往往外在于这部著作本身。也就是说，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我們需要在这部作品之外去做许多功课，在头脑中充分复原它诞生之时世界上、国家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似乎只有当这些“历史的细节”重新变得鲜活的时候，我们正在阅读的文字也才不再是僵死的，我们翻阅的“经典”才不再是所谓的“故纸堆”，而是重新“活”了过来。
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样的“背景”，这些历史事件、历史细节仍然是在著作之外。它们如何与我们正在阅读的作品发生关系？这仍然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一个读者、研究者来说，真正重要的并非作为事件的、所谓客观的，外在于著作的“历史”；真正重要的是作为“思想的历史”，是内在于著作之中的历史。也就是说，著作者、思想家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才是最重要的。此处所谓的“历史”既可指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比如作品诞生的“时刻”或“时期”），也可指较为漫长的“大时代”“大历史”———作者往往会把其“生命史”中所遇到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衍化的视野中来加以理解。只有作者自身（或作品自身）对时代的思考才能把逝去的“历史”与著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每一部著作都有其致力于解答的现实问题———对于今人而言，它便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是，这问题背后的历史细节绵延无际、浩瀚无涯，令人容易迷失其中。我们若一味关注所谓的历史细节，反而会忽视问题本身。对读者而言，作者对其时代问题的把握和思考才是最根本的———这些问题必然要在作品中得到呈现，当然，它们也只可能通过作者对时代和历史的思考来体现。对一部作品来说，这一“思想中的历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它是内在于作品本身的，所以，它也是作品的“历史世界”。在作者与外在、客观的历史事件之间，还有一个以作者为轴心旋转的“思想的历史”———它便是作者对历史的理解，便是其在作品中呈现的“历史世界”。
一部好的作品必然是一个意义完整的独立文本，“经典”尤其如此。也就是说，为了理解一部作品的核心逻辑与结构，我们并不需要到作品之外去寻求更多的素材。即便为了更丰满和细致地理解这部著作，我们或许会需要这些素材；但是对它们的选取和寻找仍要建立在作品自身的意义体系之上，仍要以其为指导。所以，“经典”必定会对其所要揭露、批驳，解答的问题加以分析，通过其“历史世界”呈现出来。《国富论》第三卷和第四卷都是非常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展示了《国富论》的历史世界和时代问题。
（一）商业的兴起与欧洲的复兴
第三卷讲述了自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西欧由野蛮、贫困的衰败境地再次走向文明、富裕的复兴过程（历史）。当然，斯密同时强调，这一过程在表面上违背了财富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这个自然的顺序，虽然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些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自然的顺序，虽然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顺序却就许多方面说，似乎完全相反。他们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倒退（retrograde）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迫成的。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