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机制与美学策略：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政治波谱
(注:作者简介：安小庆（1984- ），女，彝族，四川凉山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政治波普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之一。自“八五新潮”艺术运动以来，寻找描述现实政治经验的全新途径，重建艺术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新型关联，成为当代艺术家的重大难题。生成于80年代末，盛行于90年代的“政治波普”为解决这一艺术难题提供了启示和可能性。本文试图从艺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相关理论，梳理并分析政治波普绘画的发生﹑发展和被命名的历程，论述包括社会文化语境，政治历史语境，艺术机构﹑评论家﹑教育机构﹑艺术展览﹑国际买家等在内的复杂艺术公共场域是怎样使中国的政治波普成为潮流，并被写入艺术史的。同时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波普是运用怎样的符号拼接和表意实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趣味和意识形态的。
关键词:艺术社会学；政治波谱；艺术场；艺术界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
政治波普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之一。这种绘画潮流的主要特点是将欧美60年代以来的波普艺术风格，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和群众革命大批判宣传画的视觉形式相结合。其主要代表画家为王广义、张晓刚、李山、刘大鸿、王子卫、冯梦波等。自“八五新潮”艺术运动以来，寻找描述现实政治经验的全新途径，重建艺术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新型关联，成为当代艺术家的重大难题。“政治波普”为解决这一艺术难题提供了启示和可能性的契机。
一、西方波普艺术（pop art）的起源
波普艺术是一种西方现代美术思潮。一般公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萌发于英国，50年代中期鼎盛于美国。波普为Popular的缩写,意即流行艺术、通俗艺术。波普艺术一词最早出现于1952-1955年间，由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一批青年艺术家举行的独立者社团讨论会上首创，批评家阿洛维酌定。［1］ 他们认为公众创造的都市文化是现代艺术创作的绝好材料，面对消费社会商业文明的冲击，艺术家不仅要正视它，而且应该成为通俗文化的歌手。
在实践中有力地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艺术家是R.汉密尔顿。他将波普定义为大众的艺术,是短暂的,廉价的,大量生产的,年轻的,刺激的,性感的,诱人的和大量传播的。［2］ 1956年，他在首届“这是明天”的个人展览会上陈列出握有“POP”字母的网球运动员的拼集作品。这幅作品成了波普艺术的一面旗帜。美国波普艺术的出现略晚于英国，在艺术追求上继承了达达主义精神，作品中大量运用废弃物、商品招贴电影广告、各种报刊图片作拼帖组合，故又有新达达主义的称号。其开创者是约翰斯和劳申伯格，而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则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7-1986)。1962年他因展出汤罐和布里奥肥皂盒“雕塑”而出名。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和消费社会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 安迪•沃霍尔所代表的波普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中国政治波普的代表画家王广义就曾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艺术的看法有了变化，以往的积累、沉淀加上艺术观念转变的欲望就催生了我的新作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安迪•沃霍尔的形式感。”［3］
二、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政治波普概况
评论界普遍认为中国波普艺术的正式亮相是在1989年的全国“现代艺术展”上，以王广义的三幅毛泽东画像为代表。［4］而追根溯源，中国政治波普的发端可以归结到新时期后的“85新潮美术”运动中。回望时不难看出，中国政治波普的发生是外来影响和内在社会文化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中国政治波普的兴起
新时期的“85美术新潮”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艺术或先锋艺术的原点。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化艺术领域带来的必然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场文化运动。“85美术新潮”运动所提倡和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价值观，而启蒙理性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是这种新文化观的核心。它试图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以个体意识批判群体意识，追求终极、本体主义以及“精英”意识。这场运动的突出特点就是众多群体展览的兴起。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波普代表人物的王广义，在当时就是这种群体展览中提倡“北方文明”的创作者。［５］同时，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启蒙期的新潮美术，也不可避免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仿现象。1985年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劳申伯格展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国外展览，在关于什么是艺术等概念问题和各种媒介的运用方面，对国内艺术家突破那种唯美的“伤痕”和“乡土”意识的束缚，提供了另一种视野。于是急于“拿来”的国内艺术界迅速出现了一批波普艺术的模仿者。
从1989年“现代艺术展”上王广义展出的毛主席像，到1994年的“广州双年展”期间大量作品的涌现，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看似星星之火的波普艺术，终成燎原之势，其标志是“政治波普”的出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家与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对面临着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急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市场主导的消费社会，以商品意识和大众传媒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启蒙热忱以及以现代先锋艺术行为争取的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却在90年代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悄悄落下帷幕。“政治波普”在1990到1994年间一度成为前卫艺术界的主要现象，并在1992年因“广州双年展”上出现的波普潮和部分波普艺术家参加了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被评为十大国内美术新闻之一。［6］ 不论政治波普具有什么样的成因，它毕竟构成了90年代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思潮。
（二）代表画家及作品
王广义［7］被称作90年代中国政治波普的领军人物。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中，王广义展出《毛泽东MAO》等8幅作品。1990年开始创作《大批判》，1991年《北京青年报》以“王广义现象”专题版介绍《大批判》；同年《大批判》获邀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波普国际邀请展”。1992年《大批判》参加“中国前卫艺术展”（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和“89中国新艺术展”（香港）。王广义最著名的是他《大批判》系列。这个系列描述起来非常简单：将两种极端差异的符号———文化大革命中的美术宣传画，与在中国乃至世界流行的西方商品的标志——将历史政治资源与当下消费符号拼贴糅合在一起。据画家自己回忆：
“有一天，我喝着可口可乐画报头(“文革”黑板报形式)，突然就有了感觉。我突然想到，“工农兵＋可口可乐”的方式应该很有意思。所以，我用“历史事实＋现代进行时”的方式进行表达，我希望在对两种文化冲突的并列中，作出某种呈现，启发人们或这样或那样的思考。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也没有想到什么“政治波普”，而是出于内心的某种直觉。”［8］
王广义将中国人怀旧记忆中的文革政治宣传画和当下生活中大量的消费广告符号并置在同一画面中，既像是无声的批判，又像是无谓的嘲谑，图像以充满矛盾的方式，叙述了后革命时代与消费时代中，人们所背负的历史经验和当下扑面而来的各种新鲜刺激之间所发生的奇妙反应，这种现实处境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某种经验的共同性。让人觉得荒诞，兴奋，困惑而又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