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摘要：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一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西征；宋代抗元；阿拉伯人势力；伊斯兰文明；蒙元政权；黄祸与黄福；中世纪基督教；基辅和莫斯科；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47；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4—0003—20
近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包括汉族与非汉族)遭遇过极为艰难痛苦的岁月。论者或则归咎于中国人自身(我们的祖先不争气)或中国文化(传统儒学或专制君主的遗毒)；或则归罪于西方帝国主义之为害，这都是偏见。又或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或认为这是传统与现代化断裂的后果，这些看法，比较宽宏，但不免以理论范畴涵盖甚或曲解事实。在《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文中，我批评了关于“中、西文化”冲突说一些最基本也是在西方渊源最长远的理论(海洋型的西方文化和大陆型的东方文化的比对)。在这里论析一些国内学术界比较忽略的问题。
一、马克·尔文的论析
站在宏观立场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而论述其“现代化”问题者，以日本京都学派宗师内藤虎次郎为先驱。继而对这一问题的更客观、更深入、更有系统的论著是马克·尔文用西方经济理论以组合日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巨著《中国历史发展的型式》(Mark Ehin，The Pattern of The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马克·尔文在书中第三部分全面论析中国早期的“经济革命”(约公元1000—1500年)何以在13—15世纪以后停滞不前，未能产生真正现代化的中国文明。该书中的第三部分(Part III)大标题为“经济发展没有配合技术演进”，该大标题和书中第二部分的大标题“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同样是不合适，甚而是错误的。其正确标题应是“中国近三百年来现代化的困境”。
马克·尔文在书中第二部分第13章“科技革命的结局”中举出有力证据，申述在公元1313年间中国设计之大型水力推动的纺纱机，比起四五百年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纺纱机毫无逊色。并谓：
所有这些技术，包括其改进的方略，都完全可以由中国人在14世纪时所具有的科学知识中研发出来。但其时中国人却没有加以制作或利用，以致后来这些机器由于无人使用而消失了。因此，我们必须推断在纺织业的领域中，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基本的阻力不在于缺少更高的科学知识，而在于那些促进工业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更新的经济动力与智识思想力量的减弱。
在书中第三部分，作为总结的第17章，标题为“量的成长而质的停顿”(亦即“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词意取自马克思“由量变到质变”的论点)，尔文批评和驳斥了过去关于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多种学说：
(一)缺乏雄厚资本和广大市场：这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学家勒那·诺克塞(Ragnar Nurkse)对世界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艰难析论的主旨。尔文指出，在10—14世纪时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14—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中国仍是全球最富庶的地方。中国巨商拥有的资产动辄纹银数百万两，市场所及动辄千里。远远超过日后经济发达而领域有限的欧洲国家，更不要提世界上贫困的地区了。尔文轻而易举便把此说驳斥了。
(二)政治环境不利商业发展：此说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极其重要；但作为经济学者，尔文未进一步深究这些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大问题，而是从狭窄的功利层面，指出明清时代的“红顶商人”大多与上下执政的官僚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大小官僚们亦对商贾们的财力、才具、影响力十分重视和倚重。因此官商合作无间，抵消了传统政治环境对工商业的不利因素。尔文因而认定“政治上的障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这结论是大大有问题的。近年来在国内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专制独裁”、“皇权至上”、乃至“永远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的各种论说盛极一时。这些论议一方面在文本理念上显示出源自西方的“东西对比”的“本质主义”成见，在近百年来西方霸权文化的主导下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度；另一方面也在实质上反映出中国人在主体立场上对政治文化在中国文明结构中的重要性，和对近百年来西方霸权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冲力的敏感度。关于前者，我已在关于思想文化史的一些文章中稍作论析；后者则是本文要探究的主旨，下面再论。
(三)“宗法(家庭)式”的企业规模小而时间短的弱点：近代论者有谓由于旧日中国缺乏法制观念，尤其是缺乏商业法(特别是对商人资产的法律保障)和契约法(相当于西欧封建制度里国与国，君上与臣下间的契约关系，不限于商人贸易契约)，因而工商界在用人和交易上大多依赖传统宗亲世交和私人关系，难以发展出全面企业化的商务体系——在各商业个体的规模(只用亲姻世交)、交易对象的范围(只与熟人做生意)、和企业的存在发展年限(所谓“商而富则仕”，“富不过三代”)等方面的发展都有本身限度，不能发展成现代的大型企业。站在商业社会和文化整体立场而言，此说有其极确切而且重要的学理。但尔文同样坚持他的经济专业立场，主要以经济数字来反驳此说，他引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谓其时中国商人如果集资不及白银十万两者不可称为殷富；18世纪山西晋商银号，各有数十支店分布全国各地，甚而远及日本、俄国、和新加坡；其雇用的人大多忠诚可靠，一直到20世纪初均鲜有舞弊情事；其中如新安王氏商号经营历时二百年；而苏州孙氏世代经营百草药物，历时二百三四十年后仍为此行业的龙头。因此尔文认为：
过去各种说法，都无法肯定的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殷殷向荣的时代，未能有突破性的技术进步。所有全球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促成西北欧工业革命的(科技上的)因素，中国在那时代(按：10—18世纪)也都具备。尤有进者，其时在中国(至少在乡村地区)更发生了社会阶级结构性的革命变化。但其时在中国，这些因素对生产技术却未产生重要影响……机器纺织……甚至汽船的使用……在宋代以还的中国……都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没有人尝试。除了农业之外，中国人在所有这些领域上，都远在发展至其所具有的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