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参与式预算研究综述
参与式预算是近年来地方民主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各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参与式预算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参与式预算是近年来地方民主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诞生于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逐渐传播到拉丁美洲、亚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参与式预算进行了详尽的研究。2009年8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杭州举办了题为“亚欧参与式预算：民主参与的核心挑战”的国际会议，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中可窥见参与式预算研究的国际动态。
一、注重对参与式预算定义的研究
由于世界各地的参与式预算存在着多种形式，因此尽管给参与式预算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研究者还是基于规范研究的需要，给出了各自的定义。法国学者伊夫·辛多默、德国学者卡斯滕·赫茨贝格从讨论对象、涉及的政府层面、过程、公共商议及问责等5大构成要素来定义参与式预算。何包钢在《中国的参与式预算概览》一文中从行政、政治改革的角度定义参与式预算。德国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任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东亚研究所所长的托马斯·海贝勒将参与式预算定义为“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在任何影响社会或其子群的公共事务的决议过程上进行合作”[1]。
二、注重将案例研究与模式提炼相结合
自参与式预算产生以来，出现了1400多个个案。为了能更好地认识这些案例，学者们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参与式预算进行了分类和模式化；然后再用所提炼出的模式，分析研究更多的具体案例。
韩国学者安宋敏在分析蔚山东区（韩国蔚山广域市的一个区）的参与式预算时提出：韩国蔚山东区自源收入占地方税收的12.2%，将其中的12%～15%用于参与式预算。法国学者伊夫·辛多默、德国学者卡斯滕赫茨贝格共同将此归结为“阿雷格里港改版”的参与式预算，即以具体的投资和项目为商议对象的参与式预算。
有的学者注重研究以多方共同出资为特征的参与式预算。多罗塔·达考沃斯卡就对波兰普沃茨克市（波兰中部城市，普沃茨克省首府）所开展的国际组织、私营企业、地方政府等共同出资的参与式预算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伊夫·辛多默、卡斯滕·赫茨贝格共同将此归结为“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的参与式预算模式，其最大特征是私营企业对参与式预算具有较大发言权。
有的学者注重研究以地方当局而非公民，可以决定预算资金使用的优先顺序为特征的参与式预算。德国学者卡斯滕·赫茨贝格的《参与与现代化——参与式预算在德国——以柏林利希滕贝格区为例》以及乔瓦尼·阿莱格雷的《参与式预算与社会公正——西班牙与意大利若干案例的影响》就是其中的典型研究成果。伊夫·辛多默、卡斯滕·赫茨贝格共同将此归结为“就近参与型或公共政策咨询型”的参与式预算，这类参与式预算中，公民社会的自主性相对较弱。
有的学者注重研究以投资于特定的利益方的参与式预算。如日本学者松原村晶研究的日本市川（位于日本本州岛中南部，东京都的住宅与工业卫星城市）案例所涉及的就是该市对非营利组织这一特定利益方的投资。法国学者伊夫·辛多默、安雅·若夫研究的就是法国普瓦图——夏朗德（法文：Poitou-Charentes，是法国西部一个大区的名称，西邻大西洋，下辖夏朗德省、滨海夏朗德省、德塞夫勒省、维埃纳省）的中学参与式预算。在此案例中，中学成为特定利益方。伊夫·辛多默、卡斯滕·赫茨贝格共同将此归结为“利益集团的参与”类型的参与式预算，这一类型的参与式预算，政策目标的拟定以及与政策相关的议程的设定变得至为重要。
三、注重亚欧参与式预算的背景研究
20世纪80、90 年代，世界各国都在经历一场剧烈的经济政治变革。这是亚欧参与式预算得以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相较于欧洲国家，亚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千差万别，因而学者们对特定案例背景的研究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一）注重政治法律背景的探究
学者们重视对各国政治传统的研究。
（1）有的学者重点关注地方自治重建的国家。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由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其在推倒独裁政权后，重新走向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发展水平一般较低。韩国学者安宋敏在研究蔚山东区案例时， 就提到韩国在朴正熙军政府之后才走向地方自治。斯利·玛恩图迪、玛蒂娜·诺内克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塔那达塔（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部的一个区）案例时，提到印尼经苏哈托将军新秩序政体掌权30年之后才走向地方自治。二是有的学者将关注重心放在苏东剧变后退回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多罗塔·达考沃斯卡在对波兰普沃茨克市案例研究时，指出波兰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建，其地方自治水平可想而知。
（2）有的学者将关注重心放在民主程度低，地方自治有限的国家。如日本学者松原村晶对市川案例的关注，韩国学者安宋敏对蔚山东区的研究即属于此类。
（3）有的学者重点关注有民主自治传统的国家。如杰斯·霍尔、安雅·若克对英国案例的关注，桑尼·乔治、玛蒂娜·诺贝克对印度喀拉拉邦（印度西南部的一个邦）案例的关注即属于此类。有的学者认为，参与式预算成为各国地方政府防止腐败和个人庇护的举措。乔瓦尼·阿莱格雷在研究意大利案例时，提到在皮耶韦埃马努埃来（意大利小镇），地产投机和腐败严重，参与式预算起到了遏制腐败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地方层面的咨询性参与的增多，为参与式预算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德国学者卡斯滕·赫茨贝格在研究德国案例时提到，在德国，圆桌会议、公众评委会等咨询性的参与形式，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从公民层面，各国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成为参与式预算产生的重要条件。卡斯滕·赫茨贝格提到，地方层面的全民公决在德国的日益流行成为参与式预算现代化的重要政治背景。同时，学者们重视对各国参与式预算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国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强地方的自主权，为参与式预算的实施提供政治法律保障。日本学者松原村晶在市川市案例研究中提到的2000年生效的公交分权法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当局的自主性。从地方层面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地出台地方层面的与参与式预算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参与式预算的实施。斯利·玛恩图迪、玛蒂娜·诺内克在对印度尼西亚塔那达塔案例进行研究时提到，塔那达塔通过了两部与参与式预算相关的地方条例，在补充现有法律的同时，无疑保障了参与式预算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