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王造时最后二十年
诚恳帮助党整风
1957年2月，王造时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两人一道，被上海市政协推选为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4月2日，王造时回到上海，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全国各界人民，特别是与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同时要求全党要本着“言者无过，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对待来自党外的一切批评。
王造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十分英明，非常正确，因而衷心拥护。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受到党信任的爱国民主人士，有责任响应党的号召，打消一切顾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意见，帮助党搞好整风，以便使党今后能更好地领导国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7年5月，王造时先后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在《新闻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在《光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都诚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肯定党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主要集中在希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
就在王造时抱着诚恳帮助党整风、以便改进工作，热情地在各种座谈会上向党提意见和建议之后不久，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积极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说，社会上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要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这是一场大仗，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因而，由柯庆施领导的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便秘密地积极准备要在上海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上海的“反右派”斗争，从6月中旬开始，是在柯庆施的直接领导和张春桥等参与下开展的，王造时被作为重点对象，首当其冲。在市委布置下，上海市法学会和政协政法组召开了为期六天的会议，对王造时的“右派言行”进行揭发批判。认为他是仇视新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妄图以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王造时据理反驳，只承认自己在认识上有错误，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同时坚决表示：我绝对没有向党进攻的意思，并回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向大家做解释。
他说，当初我对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只有不习惯的感觉。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我感到社会主义各国在民主和法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需得改进。“去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各项政策，说明我国有扩大民主生活的趋势。今年二三月间，我在北京听了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及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周总理同我的私人谈话，以及周总理后来在杭州和上海的讲话，我觉得很合我的想法，我衷心钦佩他们的贤明领导，我确实感觉党的伟大，以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主动地、有远见地、有魄力地提出扩大民主生活的政策，我并且认为这样一来，党更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事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决不会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同时我也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已经有加强法制的报告，而且中央的刑法草案已经发到上海市政协法律组讨论，我就是该组的召集人之一”。因而，我确信我在民主法制方面提的意见能够被党接受。
大家对他讲的事实既不核查，也不愿相信他的话，而是一概指责他“态度不老实”“想欺骗群众，蒙混过关”。但因为没有无可争辩的事实摆在王造时的面前，要王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又做不到，批斗了几天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就在这场“反右派”开始后不久，王造时为了不因为自己的言论使人民群众受到牵连，随即把在“反右派”前各地人民赞同他在座谈会上，就民主法制问题提的意见写给他的十多封信全部撕毁了，他知道，这些信是寄到系里由系里转给他的，组织上一定会追究，他准备承受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决不愿意让人民群众因他受害，这也反映了王造时的高尚品质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由于在上海市法学会和政协政法组召开的六天批斗会上，未能将王造时斗倒斗服，市里除在上海报纸上将他作为“大右派”进行点名批判外，又将他放回复旦大学交教职工特别是学生揭发、批斗，经过连续不断的批斗，王造时深感大难临头，厄运难逃。
大难临头陷绝望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向周总理求援。6月22日，他以万分焦急的心情，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写给周总理的信发出后，没有得到反馈信息，不知周总理是否收到，即使总理收到此信，但因为“反右派”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特别重视，运动前和运动中曾几次去上海，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中所作的讲话中，还直接点了所谓“出来捣乱”的“右派人物”王造时、陆怡、彭文应、陈仁炳等人的名，运动又是由毛主席非常信任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直接指挥的，再加上1956年周总理与陈云等同志曾一起反对过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不顾实际条件的急躁冒进倾向，“反冒进”虽然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却被毛主席认为是给几亿人民的建设热情泼了冷水，因而对周恩来非常不满，考虑到当时的种种情况，周总理不便介入此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复旦大学师生一次又一次的揭发批斗中，不但王造时在上海几次座谈会上提的意见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且将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的《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也被说成是别有用心，煽动大家反对党的领导。这次发言内容当时曾受到大家赞扬，并被《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王造时在抗战时期受救国会同仁委托，代大家起草的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这一问题上的误会他去北京时已经得到澄清，此时也被拿出来作为他的“反苏”罪言，称他是“反苏反共老手”。对王造时怕因他的问题连累人民群众将各地人民写给他的信件撕毁的事，更被说成是毁灭罪证、对抗运动不可饶恕的罪行，尽管王造时一再说明相关情况，竭力为自己的言行做解释和辩护，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最后王造时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分子”，撤销其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常委等职务，取消了他在大学讲课的权利，并被送到上海郊区农村劳动改造，同时工资被大幅度下降，使其家庭经济立即发生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