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译论与时代的契合
摘 要：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清政府封建腐朽，各国帝国主义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就落到了近代各阶级先进爱国人士的肩上。晚清时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成为当时国人学习西方、挽救国家危亡的有效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代发展相契合，达到了其“救亡图存”与“启蒙”的最初目的，实现了翻译的现实功用，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晚清译论；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启蒙
引言：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清政府封建腐朽，各国帝国主义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就落到了近代各阶级先进爱国人士的肩上。然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思想的互相渗透，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进程。翻译成为当时国人学习西方、挽救国家危亡的有效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晚清翻译与“师夷长技以制夷”
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而这次强行入侵，不但使清政府深受重创，而且使少数爱国人士幡然醒悟。其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少数中国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有关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战争时期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被人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为抵抗西方侵略， 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方书报，探求西方知识，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者。在广州禁烟期间，他设立译馆，“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林则徐积极参与禁烟抗英，他组织人员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书籍。为了加强战备，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摘译了制造枪炮方面的西书和有关重炮操作的资料，以便军队掌握枪炮的使用方法。
清末民初的传教士虽然给中国士大夫带来了世界最新的科技知识，但是由于中国对传教所严格限制，能够了解到西方地理学成就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多，至于一般人更是未受影响地停留在原有的传统观念上。[2]
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需求，译书活动和主张仅限于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等一般的知识层面，但是开清末学习西方风气之先河，为后来者探寻强国之路留下了许多启示和影响。
二、晚清翻译与“富国强兵”
19世纪60年代初，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英法联军的炮火的内外夹击下，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在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清朝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认识到，当今之世乃“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实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3]洋务运动走上了政治舞台，旨在自强御侮、富国强兵。
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把创办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和创办西式学堂、培养外语人才作为求富求强的手段。洋务派深知，要长期维持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就必须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因此翻译西书成为学习西方的当务之急。曾国藩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扦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4]
虽然，洋务派扩大了译书范围，涉及多个方面，但从根本上说，“只学技术，不变制度”，企图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这体现了其阶级局限性，但从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三、晚清翻译与“救亡图存”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
在“爱国救亡”的思想指导下，他们转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他们批驳了洋务派只翻译自然科学书籍的片面性，把注意力转到对社会科学的翻译，突破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维新派还首次在我国翻译史上提出了翻译的标准，马建忠于1894年提出了“善译”的标准，严复1898年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研究。
维新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然而他们所提出的翻译理论至今仍然对我们的翻译事业具有指导意义。从根本上促进社会思想启蒙，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进一步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继续向前发展，是历史的进步。
结语：综上所述，近代是以一个救亡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启蒙时代。而中国近代的翻译理论，也是受这个时代特征制约的。一方面，以救亡图存为根本出发点，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制度，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这就是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译论；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渗透，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勇于创新，打破封建束缚，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这就是体现“启蒙开化”的译论。晚清时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代发展相契合，达到了其“救亡图存”与“启蒙”的最初目的，实现了翻译的现实功用，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2010
[2]谢天振：《中国翻译简史》，2013
[3]蒋林：“论翻译与晚清社会变革思潮的契合”，《国外理论动态》，2009（4）
[4]张静：“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曾国藩翻译文论之探析”，《邯郸学院报》，2005（4）
作者简介：李瑶（1989.12-） ，女，河北省满城县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