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得到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其实，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
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上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也是从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