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意识，又称全球意识、国际意识，是指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评价本国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权利和义务的意识。①人类的世界意识始于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则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现代奥运会从一诞生起就带有鲜明的世界性，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百年沧桑历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伴随其间的中国媒体百年奥运报道也成为国人世界意识演变轨迹的一种折射。
一、中国媒体早期奥运报道隐约体现出一种“世界意识”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之前的中国一向以中央之国自居，之后的中国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不得不从世界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的命运，世界意识由此产生，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现代奥运会也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
1896年，当第一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的时候，西方近代体育和运动会还刚刚传入中国，中国媒体的体育报道还停留在刊登租界赛马、赛船和清廷武科消息的原初阶段。直到1904年，在清政府将体育科目写进《奏定学堂章程》后不久，天津《大公报》在一篇关于世界博览会的报道中提到了同期举行的“亚力必嬉赛力会”，即第三届奥运会。此后，奥运会报道逐渐登陆中国媒体：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刊登题为《竞技运动》的文章，介绍了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并向国人提出了何时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何时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何时申办奥运会的问题；1924年7月7日至30日，上海《申报·特约路透电》栏刊登了12条奥运消息；1928年，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媒体几乎每天刊登奥运会消息。从1904年到1928年，中国媒体对奥运会的称谓还大致经历了“亚力必嬉赛力会”、“万国运动会”、“世界运动会”的变化。
奥运会报道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及对奥运会称谓的变化，体现了国人世界意识的逐渐形成，同时又推动着国人世界意识的发展。1928年7月29日，上海《申报》对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恭祝大会成功开幕以及派代表出席奥运会一事进行了报道，并指出，宋如海是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又是体育专家，其出席大会“正可乘此机会考察大会状况、各国运动员之精神及收集种种资料”。8月至10月，《申报》还刊登了宋如海寄自阿姆斯特丹的14篇特约通讯——《第九届世界运动会记》，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开幕式典礼、大会职员、会场建筑、出席大会运动员以及各项比赛成绩等。这些报道对国人了解世界体育、了解奥运会大有裨益，对随后的中国奥运之行做了信息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二、旧中国媒体三届奥运报道体现了国人世界意识的增强
1932年，中国选派唯一运动员刘长春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中国正式参与奥运会的历史，也开始了中国试图通过奥运会来寻找身份认同的曲折历程。这种身份认同其实就是中国渴望在世界赢得尊重和地位。
这愿望因为中国代表团的三次铩羽归来而大打折扣，但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增强以及中国队的参赛，却极大提高了中国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热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运动员大多在预赛中被淘汰，中国媒体在奥运会期间刊登中国代表团的报道数量也较少。(参看表1)
表1所示，1932年、1936年、1948年奥运会期间，《申报》关于中国代表团的报道数量分别为5篇、29篇和52篇，仅占报道总量的4%、10%、22%。占据各媒体奥运会报道版面的大多是关于奥运会赛事、其他国家代表团及其运动员的报道。如1932年奥运会期间，《申报》除刊登《第十届世界运动会，中国选手最受人注目》、《第十届世界运动会第二日，刘长春百米预赛落选》、《沈嗣良报告旅途经过情形》等5篇有关中国代表团的报道外，每日用半版版面刊登当日赛程、赛事成绩、大会纪录、各国总分数、成绩突出的运动员消息，全面、客观地报道了奥运会信息，也凸显了中国体育和世界体育的差距。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申报·第十一届亚林匹克运动会1936》仅仅刊登了29篇关于中国代表团的报道(含武术表演队的报道)，而对获得4枚金牌的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的报道就有15篇之多，如《欧文斯风头最健》、《黑星光芒万丈 欧文思获金牌三枚 为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人》等。194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申报》对中国运动员的报道有所增加，但也仅占全部报道的1/5强。与中国代表团的成绩相比，《申报》显然更看重中国参与世界赛场的意义：我们“穿行于各国家各种族各人民之间，获得欢呼，获得同情。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获取锦标，我们只是需要公理和正义，文明与光辉。”②“我国出席世运代表队，对于获得锦标与否，并不太感兴趣，实欲观察其他国家之运动道德，研究其他国家体育界之进步技术与组织。”③
正如《申报》所说的那样：虽然刘长春“以先后天的关系，名落孙山，但是，在国际观察上，却也一新外人耳目，纠正不少外人对中国的荒谬想像”。④旧中国媒体对洛杉矶、柏林、伦敦奥运会的报道在促进国人了解世界，推动国人世界意识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新中国媒体奥运报道经历了世界意识的偏差、修正并逐渐成熟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云谲波诡，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风云变幻，中国的奥运之路也充满坎坷和艰辛。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界，新中国媒体的奥运报道大致经历了世界意识的偏差、修正并逐渐成熟两个阶段。
1.新中国媒体奥运报道中“世界意识”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除了和亚、非、拉国家建立了良好外交关系外(“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一度跌至低谷)，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长期处于一种冲突、疏离甚至隔绝状态。与此相对应，新中国的奥运历程也充满曲折：1952年中国政府努力争取，终于让五星红旗飘扬在赫尔辛基奥运会赛场；1956年，因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拒绝参加墨尔本奥运会；1958年，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1979年，中国奥委会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1980年，中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作为党、政府、人民喉舌的中国媒体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对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信息、奥运会信息以及冲突国家的参赛信息采取了有限度接纳或者完全拒绝接纳的新闻态度。(参看表2)
由表2可见，在1952—1980年间，中国媒体的奥运会报道数量很少，即使是新中国参赛的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也仅仅刊登33条奥运消息。在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时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没有刊登任何奥运会信息。1964年，人民日报刊登《在美帝国主义分子内布伦戴奇操纵下 国际奥委会悍然通过决议敌视新兴力量》、《马拉迪部长指出国际奥委会是反动旧势力的巢穴》等报道，批判矛头直指国际奥委会，反映了中国媒体对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及其操纵下的奥运会的排斥态度。
中国媒体对外国代表团的选择性报道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一种疏离、紧张关系。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眼中的世界是由友好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构成的，因此，中国媒体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前苏联代表团采取了正面宣传策略，对资本主义阵营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则采取回避态度。1952年，人民日报在奥运会期间共刊登了33篇报道，关于前苏联代表团和运动员的报道就达到21篇，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苏联选手得分继续占先》、《苏联优胜运动员介绍》等。这些报道旨在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在报道前苏联队获得技巧运动金牌时，刻意突出美、英分列第十四、十五名的事实，并指出：“比赛的结果正可以说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女子技巧运动的胜利。”⑤而当面对前苏联获得22枚金牌，美国获得40枚金牌，两队总分都是490分的比赛结果时，人民日报对美国金牌数量第一的事实只字不提，对前苏联总分第一的事实却大加渲染，刊登了题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苏联运动员得分最多荣获第一名》的报道。由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采取了抵制态度。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关于莫斯科奥运会、前苏联代表团的负面报道，如《在抗议苏联侵阿气氛中 莫斯科奥运会开幕》、《苏联抢夺奥运会金牌不择手段》、《芬兰读者指出在莫斯科没有奥林匹克精神》等，和1952年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