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不同,感情相通
长征时期，能否做好信教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妥善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红军的军事行动。因此，红军特别注意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开展宗教工作。
消除信教群众的思想顾虑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宗教问题。早在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宗教政策。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中，明确提出：“红军拥护你们的宗教自由。”1935年5月5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明确要求各部队：“遵从回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信教自由，男女一律平等。”“对回民清真寺应遵守他们的规矩，不准随便进行东摸西搞，一切要切实遵守他们的风俗习惯。对回番妇女更要绝对遵守他们的礼节。”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明确指出：“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9月，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回民地区守则》，规定：“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1936年3月，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宗教问题上，我们仍然应该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但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同年4月，贺龙在给归化寺的八大僧人的信中也说明，红军承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喇嘛寺中的所有僧人以及他们的财产都会给予保护。1936年5月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族信仰的绝对自由。”
红军各部队在长征途中通过标语、口号、布告和集会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在红军所经地区，书写了许多“回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等口号标语。为了克服语言障碍，红军主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宣传党的主张，请回族阿訇与藏族喇嘛把有关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还编了常用汉藏语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开展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时使用。红军的文艺工作者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舞蹈，以便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红军各部队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对搞好红军同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矛盾，完成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起了积极作用。
尊重宗教习俗，保护宗教活动场所
长征中，红军所到之处，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非常注重保护寺庙、观宇、教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筑严加保护。为此，红军各部队制定并完善了对待信教的少数民族的宗教政策和相关纪律。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藏族地区以后，规定各部队要尊重藏民的风俗和信仰，不得进入喇嘛寺院，不动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龛、香炉等，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插在房顶、寨边、山上的经幡，确保藏民的宗教习俗不受亵渎。8月21日，中共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强调：“不要毁坏喇嘛寺和经书，不要毁坏经书和神像，不要伤害番人的宗教感情。”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在老爷山宿营，除纵队司令部和电台外，战士们全体露营。平日求神拈香、拜佛念经的神台，经和尚同意，白天变成了三纵司令部的办公桌。晚上，三纵司令员叶剑英等都睡在神台脚下。每个庙都住了几百人，除了菩萨塑像所占位置以外都塞满了人。红军这么多的人住在庙里，对于所有神像并无丝毫损坏。对于寺庙周围的树木，他们也倍加爱护。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通过黔西北彝族聚居区时，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书用来铺睡等问题，“处罚十一团政委（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团结宗教上层人士
长征途中，红军各部队十分注意团结和争取沿途宗教界上层人士，这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起了很大作用。
1935年4月，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感召下，四川江油县中坝清真寺阿訇肖福祯参加红军。5月，肖福祯在茂县把红四方面军的布告译成阿拉伯文，书写、张贴在大街小巷、路口崖壁、清真寺内以及回民院落等显眼的地方，利用各种场合向回、羌、汉各族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除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帮助受国民党欺骗而躲避到山林中的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返回家园。
红三十军进军到四川甘孜后，开展了对白利土司格达活佛的团结争取工作。红三十军进驻白利土司官寨后，秋毫无犯，保护寺庙，并对格达活佛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阐明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格达活佛深为感动，对他的随员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从此，格达活佛积极支援红军，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藏族群众，要他们安心生产；动员白利寺所属农奴，把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还亲自到附近的更龙、亚拉喇嘛寺宣传红军的宗旨，并说服两个寺庙出钱出粮支援红军。
1936年4月，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云南中甸休整，开展了团结争取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当时城内归化寺的老僧甚为恐慌，派代表与红军谈判。贺龙接见了来人，并明确表示，红军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僧侣的安全和生命财产，不进寺内打扰等等，并请他们帮助红军筹办粮秣。贺龙还以个人名义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消除了他们的恐慌，解除了归化寺僧侣们的思想顾虑，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贺龙还派人在归化寺前贴出布告，规定红军不准进入寺庙，并且加岗放哨，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归化寺的僧侣从开始惧怕红军到后来同情红军以至支持红军。当红二、红六军团离别时，八大老僧筹集了6万斤粮食和其他物资赠送给红军。
红军各部队在团结争取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时，还坚决打击、分化反动的宗教人士和武装。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后，面对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纠集灵雀寺、寿灵寺、觉日寺、甘孜寺等喇嘛的武装堵截，红四方面军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在坚决打击的同时，又努力进行分化争取。红四方面军抓住诺那后，并没有打击报复，而是待他为上宾，尊重他的信仰，为他安置官寨，并让其弟子韩大载等陪伴护理，细心照料。在红军和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下，诺那终于被感动，逐渐改变了仇视红军的态度，并开始帮助红军。红军善待诺那的举动，在宗教界上层人士中影响很大，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愿与红军友好合作。
对于那些顽固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宗教人士，红军则坚决予以打击。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黔西北地区，大定县双山区凉风丫口庙内恶僧周儒德坚持反动立场，诅咒红军，敌视红军，顽固不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根据当地群众的揭发，红军处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花和尚”。当地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对于宗教界上层人士，党和红军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态度，采取了团结、争取、分化和打击相结合的灵活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长征期间，红军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宗教工作，赢得了信教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从而得以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
题图 1936年2月，王震（前排左一）在贵州省与苗族群众合影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