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摘 要：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无非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问如何以理性自覺创造新文明？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他终于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找到答案。李大钊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促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华北工运的主导者。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最终他虽然牺牲，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契机。
关键词：李大钊;托尔斯泰;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02
引 言
李大钊（1891①-1927）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他“生得仪表不错，身长面白，留有两撇胡子，河北话说得干净而响亮，待人接物，皆有一定分寸”②，但历史声名不如胡适与陈独秀;他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而声名也不如陈独秀与毛泽东，这主要是因为他英年遇害，出师未捷身先死，较易为后人淡忘。新文化运动原是思想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他原想凭借思想革新改变旧中国，但因1919年巴黎和会出卖中国的山东权益，引发5月4日的爱国运动，导致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化。新文化运动的旗舰杂志《新青年》原来广泛介绍西学，而于1919年5月出版马克思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传略》《巴枯宁传略》诸文，还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斯主义观》。《新青年》杂志的两大编辑陈独秀与李大钊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奠基者。这两位最积极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参与领导了激进的政治运动，结果陈独秀饱受牢狱之灾，而李大钊则牺牲于刑场，最为惨烈。
美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1908-1987）曾说：“史家不宜仅见历史人物的本身，而应去理解其人及其背景和时代的关系。”③李大钊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成为中国第一代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传统已无纠葛。他早年就读于北洋新政设立的法政专门学校，除学习英、日文外，还选读了政府与法律、行政学、司法程序、宪法、选举制度、政治思想等课程，已经熟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他在西式的法政学校，已学到广泛的西学参阅《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编者所写《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第1页。。他尚未毕业，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对民主宪政的实施寄以极大的希望，自也不免对民初乱局感到沮丧参阅[日]森正夫：《李大钊》，第64-66页。。他在学校时已是《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部长，开始发表忧国忧民的文章参阅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8-69页。，但他对共和始终寄以厚望，所以当袁世凯聘请美国比较政府行政法专家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1859-1939）为他制定称帝宪法时古德诺于1913-1914年间出任袁世凯的顾问，起草新宪法。古氏于1913-1915年间两度提出草案，第一案将袁世凯定位为终身总统，授予处理预算与外交政策之全权。第二案于1915年完成，实为袁氏称帝立宪，但不久袁氏忧愤而亡故。，李大钊不仅发表文章而且组织神州学社，维护共和、反对帝制复辟李大钊：《国情》，《甲寅》第1卷第4期（1914年11月），第4-7页。。
一、李大钊与托尔斯泰
李大钊的思想倾向于西方，一如其他新文化知识分子，视西方文明为现代，认为传统必须现代化。李大钊的西方偶像，初非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而是俄国大文豪、西方文学史上的巨子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李大钊尊崇托尔斯泰，称之为“托翁”。托翁在文学上的高超造诣，涉及敏锐的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深感两千年来的历史，一直是由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政府亦由一小群奸诈之徒控制，既不道德且又暴戾，而人民大众才是创造历史的道德力量，道德发展更有赖于多数民众的觉醒。托尔斯泰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反对教会，视之为不当的威权，认为真正教徒的永久快乐来自内省、纯正与大爱。他呼吁自由、理性与爱情，但反对婚姻制度与私有财产，认为是对自由的束缚。他身为贵族，但站在被迫害的多数穷苦大众一边，展现出他的人道主义（humanism）;其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乃是基于爱与个人道德以迈向无阶级、无政府的进程。他痛恨一切的压迫，故亦同情庚子事变时期被镇压的拳民。他谴责八国联军的暴行，特别批评德皇威廉（Friedrich Wilhelm，1859-1941）和他本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指两人为罪魁祸首Derk Bodde， Tolstoy and China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1967）， 25. 。他因而关怀中国，读孔子、老子书，并与辜鸿铭有书信往来，建议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以维持纯正的农业社会Ibid.， 25， 44， 107.。他晚年借《复活》（Resurrection）Resurrection（俄名：Воскресение， Voskreseniye），首先在Niva周刊上连载，1899年首发。英文译本参阅Leo Tolstoy， Resurrection， A Novel， trans. by Louis Maude （New York： Dodd， Mead &Co.， 1901）.这本小说，怒斥他所立足的世界社会不公，暴露司法缺乏正义，鞭笞教会的虚伪;在经济思想上，他倡导亨利·乔治（Hey George，1837-1897）的社会利益归公说，自愿将所有私产归公，他的理想是没有拘束的、自由自在、祥和乐利的地方小区。他反对暴力，认为唯有一种永远的道德革命，使人类内心不断更新。对教会的抨击导致他被开除出教，但他的公众声望不减。他对宗教的看法有其冷静观察，能看到当时邪恶的政教关系。他深信生活的目的存在于一般人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