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活细活都能干的现代青年
父亲大学将要毕业时，认为自己对学校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最好能留在系里，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或是在中学里教教历史、国文，还算能胜任。及至毕业，逃离已沦陷的北平，到了抗战的大后方重庆，却做了他意想不到的粮食部门的所谓专员，每日的工作是围绕其完全摸不着头绪的往来公文。回想大学里受过的国文教育，尽是汉魏六朝或是唐宋八大家，不论是散文还是骈文，似乎都与眼前的公文拟稿关系不大。父亲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后，才知道调出档案，从存稿中学会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事，生疏的事很快变得非常熟悉了。
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敌人飞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市区两路口—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参加展览的文物共80箱，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展的中国古代名画。父亲被借调来当临时工，这件事让他感到空前的高兴。因为祖父收藏有很多文物，父亲从幼年起对文物耳濡目染，到十几岁时就随着祖父每日接触金石书画，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如何拿起、放下，都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熟悉。当然，父亲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感觉和小时候参观以及在家里保存文物的情况大不一样了。首先是从南岸海棠溪故宫重庆总办事处把80箱文物一箱一箱地装上汽车，开到两路口中央图书馆，再一箱一箱地卸，卸下来穿上杠绳，两人一箱，走上若干级台阶，抬进临时的库房安顿下来。然后是打扫陈列室、抬陈列柜、擦玻璃等。一系列卖力气的事情做完，才能坐下来，照着目录写陈列品名卡片。然后打开箱子，搬出卷、轴、册陈列起来。一边工作，一边欣赏，这时候的享受真是无法形容。展览期过去，收、装、抬又是一个很大的体力劳动过程。
无论什么时候，提起这一段在故宫工作的经历，父亲总是那么高兴、自豪。高兴是从此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自豪则是因为此间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马衡先生—父亲称之为“马老伯”的嘉许，说“现代的青年需要这样，粗活细活都能干”。
父亲坦言，他并没有体力劳动的习惯和爱好，不过遇上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去完成，所以不觉得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从四川回到北平，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此时一切条件、环境和抗战时期不同了，但熟悉的文物工作中生疏感仍然时有出现。在参加“提集”、“编目”、“陈列”、“库房整理”等工作时闻所未闻的文物很多，既然是工作内容，就必须把它们变成熟悉的;同时，即便是已经熟悉的事物，也要深入研究，以深化对它们的认识;遇见不认识的事物，知道在什么书里可以查到，再向有工作经验的人求教。书与实物相互印证，也相互补充。图书档案会告诉人文物的历史，文物也会填补书中隐藏的空白。
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
1950年，父亲接受了一项突击性的工作，即配合“全国戏曲工作者会议”在故宫举办“清代戏曲史料展览”，包括戏曲服饰、剧本、档案等一切与演出有关的物品，并在阅是楼畅音阁按照清代内廷演戏的要求布置成原状。
对于故宫这样一个兼具遗址性与艺术性的博物馆来说，原状陈列是最贴近观众、最能够为观众传达历史信息的形式，但是在博物馆学中，这又是一项空缺的门类。外国的遗址性博物馆因为不具备足够的档案材料无法做到史档结合，也就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父亲便是在这样一无依傍的形势下开始筹备这项工作的。这个展览的依据除相关档案以外，父亲还专门访问了当年曾在畅音阁戏台上演过戏的王瑶卿等老演员，曾经被赏听戏的载涛等人，曾经在这里伺候过太后和皇帝听戏的耿进喜等太监，并分别做了谈话记录。从这些历史见证人身上得到的史料远远超越了“清代戏曲史料展览”的范围，对于已有档案文书记载或印证，或补缺，或纠正，最大的收获则是奠定了父亲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大方向，即据史用档，以档证史，档史结合。无论陈列还是研究，无论对古代器物的鉴定还是工艺美术史的探讨，可谓万变不离其宗。
展览后，父亲写出了《太监往谈录》一文，以访谈形式详细地记录下对耿进喜的访问，澄清了宫廷生活的诸多细节上的误传，不仅是演戏方面的。
20世纪50年代，马衡院长派给我父亲另一项突击任务，虽然不是陈列，但由于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也值得记载，就是上级命故宫博物院提供清代政府接待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切资料。当时因正值西藏地方发生叛乱，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干预，企图实施分裂中国之实，所以，接待尚年幼的班禅的确是一项格外需要细致周密的工作。记得父亲说起，当时的班禅还只是个男孩子，牵着他参观的时候，迈过宫中又高又宽的门槛还有点费劲。接待之后，父亲写了一篇《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发表在当年的《文物参考资料》，也就是今天的《文物》月刊上。
文中介绍的“明永乐八年九月十六日敕谕”，是1416年北京中央政府给西藏地方的一道命令。明代制度，全国各地设有“指挥司”和“卫所”，乌斯藏地方（即西藏）当然也不例外，设有乌斯藏都指挥司。洪武十八年（1385）命班竹儿为都指挥。永乐元年（1403）在必里和上邛设二卫所，这是管理军政的机构。又有喇嘛八人，被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管理宗教事务，“所在土官军民人等敢有不遵朕命者必罚无赦”的字样，足以说明一切行政宗教事务等都须听从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
另有明宣德帝赏赐给达赖喇嘛的铜铃杵，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由班禅额尔德尼作为向乾隆皇帝祝寿的礼物进贡给清朝皇帝。而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合刊的白伞盖经注，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独有的特色。凡此种种，无不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尽管在语言、信仰上有自己的特点，但一直就是在北京中央政府统一政权下的一个地方。
此文刊出后便成为以后西藏问题研究的必读内容。以档案见证历史，以文物见证历史，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出具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在博物馆中，是第一次。
据史用档，史档结合
吴仲超院长到任后，特别关注故宫的陈列原状。他曾设想通过室内陈设展示康熙乾隆时代的面貌。这个设想交代给我父亲以后，父亲开始做各宫殿陈设计划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