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起十字架的行者
摘 要： 本文从老舍避讳其与基督教千丝万缕的联系入手，通过对老舍“弃佛从耶”经历的探寻，结合其参加基督教会的社会活动和其在文学作品中对基督教的理性批判的考察，运用宗教的“社会功能”定义和“分离说”，从实用主义哲学的角度，对老舍早年对基督教的选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老舍 基督教 实用主义 社会改良
作家老舍于1922年夏接受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1921年到1924年这段与基督教交往甚密的时期，他积极参加宗教事务。在1924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以后，老舍渐渐淡出基督教活动，不仅缺席常规的礼拜，甚至对自己基督教徒的身份缄口不言。1941年老友许地山病故时，老舍在重庆写了两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做些‘社会服务’的事情”①。关于自己早年和基督教会的往来，老舍本人仅以“社会服务”四字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再别无其他。通过对老舍与基督教结缘及从事教内活动的资料来看，我认为，老舍在对宗教的选择和参与基督教事务，潜藏着一种实用主义角度的思考。这种思考，体现在他“弃佛从耶”、教会活动、文学创作及对基督教的理性批判与吸收中。
一、“弃佛从耶”过程中体现的实用主义思考
老舍在宗教的选择上经历了一个“弃佛从耶”的过程，在这个选择过程上，体现了老舍对宗教的实用主义思考。
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佛教有着密切的交往，其关键性人物是资助老舍读书的刘寿绵刘大叔，即老舍笔下的“宗月大师”。出家前的刘大叔办贫儿学校、粥厂等慈善事业，散尽家财后入庙为僧，依旧施善举，济穷苦，他持戒森严，最后坐化圆寂。刘大叔对老舍的影响不仅在于资助老舍读书从而改变其一生的命运，还在于他以向佛之心感染着年幼的老舍向善。在刘大叔办的慈善机构中，老舍做过义务教员，帮助调查贫民状况和发放赈济粮款等工作。可以说，老舍与佛教有着天然的亲近，而且在二十年代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教时开设佛经一科，也足见老舍对佛教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但是老舍最终没有选择佛教。他说：“放钱放粮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②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威廉·詹姆士认为，一种观念是不是真理，不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是看它是否具有效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③由此观之，老舍没有皈依佛教，是他认识到了佛教的苦行、向善、助人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救穷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种基于佛教对改良社会是否有实际作用的思考，就混合着实用主义方式的思维。
老舍开始与基督教交往甚密，是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启蒙了老舍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五四”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④初步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老舍，在许多人都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以寻找救国救民道路时，遇到了基督教。1921年，老舍认识了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任职的宝广林。宝广林正酝酿着将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为中华教会，由英国传教士手中将教会接管过来，实行华人自办。受其影响，老舍加入了其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率真会”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常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的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加入基督教前在“率真会”的一系列活动，正呼应了老舍一贯的关注社会与改良意识。与此同时，基督教描绘的天国理想对老舍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这种理想就是老舍在1922年底发表的宗教译文《基督教大同主义》（原著是宝广林）中所倡导的，“此种福音，而尊崇独妻之制；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⑤。从实效性出发，为实现这种“使社会安堵”的最后效果，有加入基督教并亲自肩负起牺牲精神的必要。其次，入教后取得合法身份的老舍，可亲自参加到教会活动中并做些对社会有实际效用的工作。他不仅制定了《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还参与移交会产⑥并协助宝广林致力于将基督教会收归华人管理的事务。由此观之，老舍选择基督教，包含着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对借助基督教而达到社会的改良功能的肯定及希望。
二、教内活动的实用主义倾向
加入基督教后，老舍更多地利用了教会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去实现他自己改良社会的理想。他的改良思想又是与其教育救国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即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改造国家要从改良教育入手。这充分体现在老舍对“儿童主日学”的改造活动中。老舍不仅连续在《真理周刊》杂志第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一期上发表长文《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抨击宗教中惯用的礼拜使儿童身心受到极大的束缚，主张予以改革；还教给孩子们这样的儿歌：“先生好比是太阳，我们地球围着它转，弟弟好比是月亮，它又围着我们转。只因走到一直线，也打打鼓且莫要打锣，听它慢慢地转”⑦。以包含科学知识充满趣味的儿歌代替基督教的圣歌，说明老舍并不是用“主日学”给儿童灌输基督教义，而是希望把主日学由神学中解放出来，变成给儿童真知识和高尚情操的有趣课堂。这样，基督教会并非是宣扬基督教义的场所，而变成了老舍实现教育改良社会的工具。这种做法正暗合另一位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的“工具主义”观点，“所有概念、学说、系统……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⑧
对于老舍选择基督教和在其中从事的活动，我们还可以借助何光沪对宗教定义的三种分类来做进一步理解⑨。第一类定义倾向于“以信仰的对象为中心来规定宗教的本质”；第二类定义倾向于“以信仰主体的个人体验作为宗教的基础和本质”；第三类定义倾向于“以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规定宗教的本质”。从老舍的情况来看，他既不属于第一类对“无限存在物”的绝对信仰，也不属于第二类对上帝有着直觉体验或者与神建立联系的倾心，而是倾向于第三类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第三类的提出者主要是社会学家，其中M.英格认为宗教是“人们借以同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体系”⑩，是使人获得最高幸福的手段。考察老舍在基督教内的活动，虽然在教义上他对基督教有着某种认同，但是他更注重的是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基督教会是老舍同社会问题进行斗争，参与社会改良的途径和行动体系。这种重视宗教的组织形式以产生社会实效的思想，包含着实用主义的思维——如果神学的某些观念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就承认它；同时，如果宗教的形式对社会有价值，那么就加以利用。老舍不自觉地将基督教的教义与教会进行了分离，不仅抽掉了基督教会作为宣扬基督教义的组织体系的功能，也抽掉了基督教作为宗教的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陈独秀关于宗教的“分离说”相吻合。“分离说”，有人又称之为“选取论”。二级分离第一步，是将基督教的教义与基督教教会分离；第二部分是分离教义中的超自然部分，也就是抽掉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对上帝之子耶稣的神性的绝对信仰。{11}老舍将教义与教会相分离正是二级分离的第一步，这种“分离”体现了老舍对基督教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也体现出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将教会变成参与社会改良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