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特大诈骗案,犯罪分子王倬模仿周恩来总理的笔迹,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人民币。这个案子轰动了全国,惊动了中央领导。
一、中国人民银行把20万元现款送到了“赵全一”手中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他身穿蓝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外面披着一件灰色呢子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国家机关内部才有的牛皮纸大信袋。
来人进门后就声称,要将一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急信送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不敢怠慢,立即让他去秘书室办理。
秘书室里只有一位年轻的收发员值班,屋内的光线有些暗。来人把装有公函的大信封递了过去,信封上印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一行落款正对着收发员。收发员签收了文件,办理好手续,来人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鉴于是总理的急信,行长办公室于秘书当即请示当日值班的计划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急件”,信的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旁边是周总理的“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旁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要10元票。3、包装好看一些,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王副局长和其他几个银行里见过周总理笔迹的领导看着这个批示,都未辨真伪,便当作紧急任务通知会计发行局急速办理送款。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又接到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打来催办此事的电话,对此批件更加深信不疑。
当晚7点,银行发行局朱科长带着两个干部,把分装在两个麻袋里的20万元现款送到了指定的地点民族饭店,一个自称是“赵全一”的人主动过来搭话,并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提出索要收据,“赵全一”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签具了收条,并将那张介绍信一并交给了工作人员,移交工作即告完成。
“赵全一”收到款项后,怕引人注意,不敢搭车,也不敢走大马路,就用自行车驮着两个麻袋,一直在胡同中穿行,夜晚才回到家。
六天后的上午,总理办公室接到“赵全一”的取款收条后,中国人民银行才发现被骗。
二、周总理限时三天破案
案件很快传到了中央。周总理火冒三丈,亲自指示公安部破案,并限时三天。
一场和诈骗犯作斗争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群众积极响应,都知道了一个“男,化名‘赵全一’,身高一米七,瘦长脸,黄黑皮肤,身穿蓝哔叽制服或灰呢子大衣”的人,持模仿周总理笔迹的假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人民币。
郝继民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的外勤民警,接管李广桥南街管片只有一年的时间。他万万没有想到,犯罪分子就居住在他的管片中。厂桥派出所的所长叫袁志明,他从分局开紧急会议回来后,立即拉电铃召集所里人员开会。
袁所长严肃地介绍了案情后,安排布置了三个侦察目标和方向:一、犯罪分子是男性,30多岁,留分头,中等身材,穿蓝色中山装或灰呢子大衣。二、调查范围是内部单位,特别是中央机关科室工作人员,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信纸的人。三、现名或别名叫‘赵全一’、有书写能力、3月18号下午请假没上班的。
会议一散,大家有的到户籍办公室翻阅户口底簿,查找“赵全一”,有的打电话通知治保开会布置案情,有的干脆骑车下责任区了。
郝继民管两个居民区,一个是李广桥居民委员会,一个是大翔凤居委会。两个居委会共有12条街道胡同,1300多住户。李广桥居委会主任叫刘秀惠,是一个工作能力强、有责任心的女同志。她弄明白郝继民的来意后,立即召集居委会的全体委员前来开会。郝继民刚把案情说完,大家就炸了锅,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纷纷表示要协助组织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大骗子。
很快,郝继民又给李广桥居委会委员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借检查耗子洞、下耗子药为由,深入每家每户,到居民区调查案件,寻找可疑点。
就在这时,市公安局专案组发现了重要线索。
根据犯罪分子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和办公用15行信纸、刻蜡纸工具、有书写能力等线索,侦查范围很快被划定在全市各内部单位,尤其是各个中央单位。
4月1日,在外贸部发现了与伪装批件相同的国务院信封。案犯被圈定在外贸部。
接着,侦查员在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的人事档案里,查到了“赵全一”的别名。经调查,王倬的身材、相貌与银行工作人员和民族饭店门卫提供的情况相吻合。案发的当天下午,他自称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经到医院调查,没有他们的看病记录。
王倬,男,36岁,辽宁省辽宁县人,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之后,曾先后参加三青团、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在大学期间跟人合办过杂志,画过人民币,印过假火车票,还研究过“永动机”。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后到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次年9月起在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专案组在外贸部出口局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从和王倬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董林那里听到了两个情况。
前些天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诈骗案。当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董林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话,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董林去找领导理论。王倬这个人一向稳重,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还有一次,董林发现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而是把他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办公室的暖气片上,烤热后再吃。董林就问:“你烤的什么?”王倬一惊,转过脸来,整个脸煞白,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竟然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
专案组决定,把王倬列为重大嫌疑人,抓紧布置王倬的跟踪和监视工作。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时不抓王倬,以弄清楚他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三、“赵全一”被捕获了
1960年4月1号,刘秀惠带着退休老工人李大爷和居委会委员王秀珍来到了王倬的家,借着检查耗子洞,暗中观察有没有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家里只有王倬的母亲和干奶奶。王倬的家是一个大家庭,有母亲、妻子、四个孩子和一个干奶奶。王倬的母亲叫张可民,东北人,有些文化,妻子是一个水暖门市部的会计。王倬的干奶奶已经80多岁了,王倬的干爷爷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王倬的父亲王景槐是齐齐哈尔医士学校的教员,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专员,每年来京探亲,郝继民接管片区后给他报过临时户口。
刘秀惠带着李大爷和王秀珍仔仔细细检查了王倬家的每个角落,先是院子里,后是屋子里,都没发现可疑的东西。查到最西头一间屋子时,门锁着。刘秀惠要求王倬的母亲开门,张可民却说钥匙不在她手里,开不开。
他们只好回去,说等王倬回来后再查。晚上7点,王倬下班回来了。刘秀惠等三人又来到王倬家,要求王倬开西屋的锁。王倬说小屋里都是破烂儿,不怕耗子,不用查了。在刘秀惠再三要求下,王倬迟疑了一下说,钥匙孩子他妈拿着呢,她还没下班。还没等刘秀惠开口他又补充说,她有时候晚上还不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