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建构与政党现代化
〔摘要〕 严明的纪律规约是现代政党推进组织治理与组织调适所遵循的行动逻辑，充沛的纪律供给和纪律跟进蕴含着政党现代化可预期的演进轨迹。纵观政党发展史，政党契约与规范的达成是纪律生成的重要基础，政党秩序与关系的调适是确保政党内部有序治理和良性运转的有效手段，政党合力和竞争力的维系有利于增强政党凝聚力并促进政党现代化，政党文化的形塑和培育能够确保政党具有较高的执政能力和较强的执政信念。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完备的纪律建构关乎全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统摄和整合，标定着政党活动方式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必将在有效形塑政治威望的同时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 政党纪律；政党行为；政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7）04-0030-05
政党现代化是指政党根据客观环境和形势任务的变化，完成对自身的功能定位、组织架构、内在关系、行动方式、体制机制以及政策纲领等适应性调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使执政行为日益符合现代政党政治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现代化本质上涵盖了政党行为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纵观政党发展史，任何属性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意愿，都会在观照其政党历史、政党意识、政党体制、政党功能以及社会民众心理前提下适时完成组织变迁，接近或融入上述客观进程，在党内诸要素系统的优化契合中实现政治组织的现代化。不论主观意志如何，顺应政党现代化进程，政党就将成功获得组织再造，反之政党将可能陷入组织衰败困境，执政党也会因此消解执政根基和执政信任。因此，政党现代化规律适用于所有政党的政治实践和执政逻辑。而在这样的组织场域里，就规约强度和动员效力而言，政党纪律要明显强于政党伦理而发挥着比较优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1 〕16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政党，担负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任，只有以党内契约的规约性来规范政党秩序，才能在建构现代化政党的同时完成政党使命和诠释历史道义。换而言之，政党内部契约的达成及内在关系的有效调适，正是政党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政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及最终政党纪律文化的营造，则更是政党现代化的有力证明。笔者从现代政党政治规律出发考察纪律建构与政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旨在促进政治组织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
一、政党契约与规范的达成
政党纪律是对其组织成员行为形塑和规约的党内规则或组织契约。纪律建构的强化预示着政党制度化供给倍增或叠加的可能，是政党完备与成熟的自我维系。而政党制度化标志着政党建设和政党发展质的飞跃，它主导和影响着政党现代化的客观进程。高制度化水平意味着政党强组织化的潜能，政党活动会趋向规范和稳定；而低制度化水平则表明政党能力的弱组织化，政党活动会趋向失序和离心。纪律建构这一过程大致包含着纪律生成、纪律维持、纪律修正以及纪律内化等多个环节。在众多节点中，纪律生成是基于政党价值目標而首先展开的，纪律维持与修正是纪律运行中的适应性调整，最后促成纪律观念内化于政党成员。纪律建构会因政党性质、能力、状况、结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水平分布，更与政党能否把握现代民主政治规律紧密相连。
由于纪律成长从一开始就内蕴“向善”的导向，惩抑“恶”的意向，因此它不仅是政党制度价值和制度文化的彰显，更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显然，当纪律集合达到一定量级，凌乱、随意以及无序将在政党成员行动中得到抑制。对此，意大利学者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认为：“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彻底限制党内行动者的机动余地。组织会给行动者施加影响，让他们的策略‘循规蹈矩’。” 〔2 〕早期的政党变革历程也较为客观地展示了这一切。现代政党的雏形即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其成立伊始带有组织结构简单、党派归属感缺失等不成熟特点。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它们不断完善组织体系，大力加强纪律建设，积极推进政党变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再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工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现代政党，都有其党章或党纲，并对其成员提出了明确的纪律要求，为政党成员政治行为塑造和调整平铺了制度化的路径。由上述不难看出，纪律储备的充裕是政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必备要素，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规范，政党才得以对组织内成员的行动空间和行为边界作出合理化、合法化的限定，确保政党控制力聚焦而不致分散、瓦解。当然，在不同执政党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诉求纪律规约存在着一些差别，在一党制或两党制乃至多党制的政党制度下也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组织生存且长期发展，具备远大目标追求的执政党对于维系组织政治规范的倚重程度必然强于其他类型的政党。
纪律建构的顺畅，意味着成熟、可供遵循的党内契约的达成，它是政党防止党内“去制度化”或发生“制度衰落”现象的根本保证，是松散型政党“再组织化”的必然要件。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政党规范化或者党内契约化的主要形式，纪律建构对党内政治生活将产生重要影响。纪律建构的强化是政党现代化的基本态势，也是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需要指出的是，政党规范不仅限于党内法规，还包括国家法律、社会规范等党外法规。不同类别规范的效力和价值取向相互迥异，各有侧重。在这里，笔者重点探讨的是政党内部规范，主要研究党内纪律建构的政治伦理意蕴，即党内纪律建构对政党成长与政党发展的正向主导效应。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现代政党。建党96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在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与挑战中成长，并在置身现代化的进程中变革和重塑自已，推进组织自身的现代化。不论在革命、建设年代还是在改革时期，持续加强纪律建构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政党建设与政党治理的重要内容，成为党重视党内政治规范养成的一种意志宣扬。在历史方位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由领导计划经济转向领导市场经济的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推动党内纪律建构与调整并不是简单的人为主观设定，而是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景观中，基于执政党权力许可、远景目标以及国家立场而决定的。前者代表着执政党纪律建构的方向，后者则昭示着执政党纪律建构的终极至上伦理，即为担当民族复兴伟业所作的力量依托与力量积蓄。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党的纪律整合成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在内的六大类别，构成了以政治纪律为管总、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纪律体系。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决了以往纪律建设中存在的系统性不够、执行力缺失等问题，克服了碎片化或波动性现象，增强了纪律建构的整体性思维，并实现了政党纪律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配套，是对以往党内法规的有机调适。可以说，纪律迟滞或执行乏力决然不是政党现代化应有的实践表象，中国共产党至此已构建起一套以党章为核心遵循、较为完善科学的纪律体系，并着眼于纪律运行与纪律执行，终将渐进嵌入政党现代化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