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领袖产生因素探析
摘 要：政党制度化建设的核心就是政党，而主导政党政治发展的政党精英人物就是政党领袖。新加坡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政党制度化建设的步伐，新加坡建国以来也经历了三任政治领袖：李光耀的家长式政府，吴作栋的兄长式政府，李显龙的协商式政府。三任总理从纯粹的精英主义到民本主义再到民主主义的过渡也就是现代政党政治领袖的发展路线。随着制度化的推进和深化，法理型政治领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政党制度化；人民行动党；政治领袖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31-02
政治领袖作为政治界的精英人物，处于政治阶层的顶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本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过程和方向。政治领袖的产生、地位极其社会作用反映了追随者和政治领导之间密切的关系：社会基础是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政治领袖的魅力和威信主导政治追随者的生活。由此可见政治领袖的作用之大。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在其人民行动党的主导下的政党制度化进程中不断发生着改变，目前新加坡的经历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任领导人，在新加坡政党制度化之下也改变着新加坡政治领袖的决策方式和治国理念。
一、党内精英整合程度高
政党领导制度化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1]。政党领导的制度化，一方面是指执政党的活动要遵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正确处理党与国家和其他政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指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活动要遵循党内的法规，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领导人定期的代际更替对于政党发展极其重要，权力的平稳移交能够保证政党的持续发展和政局的稳定。如果政党过分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魅力，那么领导人去世或犯严重错误对政党打击就会太大。新一代领导人即使个人政绩和声望低于第一代领导人，若能有效利用政党组织，不仅会保持政局稳定还会有助于政党自身能力与合法性的提高。通过任期制的约束，确保党内精英有机会通过正当途径谋求更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背叛和分裂。通过制度化产生新的领导，使更加先进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以此进行政策调整扭转过去领导者执政上的偏差。
政治精英对程序与制度的信仰和遵守直接影响着制度化的实现程度。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整合与政治稳定、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政治社会学的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精英分化或精英碎片化。党内精英整合程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治领袖的成长。精英整合程度高的国家，往往会容易达成政治共识，形成巨大的能量聚合，从而有利于政治领袖的产生；党内精英整合程度低的政党往往会因为派系之争而弱化对政治领袖的认同程度，从而阻碍政治领袖的成长[2]。
新加坡两代领导人几乎都曾留学西方，欧美的现代文明以及“社会病”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避开西方的政治弊端，新加坡建立了一种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集权主义，但是与专制型权威政体不同，新加坡是一种法理的民主型权威政体。新加坡的法制化程度较高，法制健全，执法严格，闻名全球。公民依法享有个人自由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执政党和在野党遵循自由竞争的法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政府依法行政，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适度干预，政治透明度高，整个权力体系在东方价值观指导下依法运行。这种建立在法制基础上把民主与权威有机结合的政治发展模式，是与新加坡成熟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它既克服了传统的“东亚权威政体”的弱点，又弥补了西式民主模式的缺陷。
新加坡政府在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排除反体制力量对现代化的干扰，为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环境，就必须提高政府强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度，以使政府的决策和计划能够迅速变为现实。但是这种行政集权必须同民主相结合，它只能在民主和法制的范围内进行。
新加坡主要是精英主义路线，但不是说没有制度的限制可以随意任之。从精英的定位、衡量标准、精英结构、精英培养、精英选拔、精英任用、精英维持、精英更替都有一系列的制度化程序和要求，实现了对领导人精英选择的程序化。
新加坡政治领袖基本经由以下几个程序选择，第一道程序：候选人被邀请与人民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饮茶，进行一次正式交谈。第二道程序：候选人接受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第一助理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举行的进一步的面试。第三道程序：通过考察的候选人与由数位人民行动党部长级高官为核心成员的又一个委员会进行对话。第四道程序：该程序仍由人民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主持。第五道程序：同意担任人民行动党议员候选人的人士与党的职业活动家、内阁部长领导的专门选拔小组进行对话。第六道程序：一次严格的选拔考试。第七道程序：与总理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组成的第二个选拔小组见面。
经过精英的选择和任用，让新加坡有限的政治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得新加坡能够更快地达成政治共识，优化整合政治资源科学迅速的进行自主决策。精英路线在李光耀时代最为明显，包括后两任领导人的选择都是在李光耀精英路线选择之下任用的。但是经过吴作栋和李显龙两任总理之后，精英不再像李光耀一样精英几乎只是集中于总理一人了，而是更加注重政治团队的协作，在精英指导下转向兄长式和协作式的行政风格。
二、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
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有助于政治领袖的成长，而自下而上的决策则会阻碍政治领袖的成长。前者有助于培养政治领袖的远见和能力，后者则容易导致政治家对职业化官僚的过度依赖。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以上两种决策方式都是存在的，我们主要是看哪一种决策方式在决定国家命运和重大抉择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而已[2]。
政党是民主政治运转的中心，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至关重要，政党组织越复杂、政党内聚性越强，政党制度化也就越高。新加坡的政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没有地方一级，中央政府命令能够直接到达公众，这里很明显的看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这就需要新加坡的政治领袖有卓越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远见，只有这样新加坡才能发展好。这同样也对新加坡政治领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新加坡渐进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引进制度化的程序和模式，让决策更加多元化，以防止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的弊端，但不管怎么样，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更好的锻炼新加坡政治领袖的能力，能够更快的塑造领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