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公共管理的人类学
摘 要：公共管理与人类学在学科特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以前的学者们从未正式思考过二者的联系，而一些学者则前瞻性地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适用于公共管理，指导公共实践等。揭开历史的篇章，人類学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案例比比皆是，人类学对于公共管理的贡献也是相当显著而这也恰恰证实了二者结合的可能。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公共人类学的出现也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更为合适的途径。
关键词：人类学；公共管理；关系；作用；公共人类学
以前，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学科，专注于探究人的生理特征、区域或地区的风土人情，总是将眼界放在浅显的、学术性较弱、缺乏深入研究意义的方面，局限于文化领域，孤立于公共管理之外。而且人类学的形象问题束缚了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与政策分析方面的使用，人们对于人类学的效用持怀疑态度。然而，人是管理的核心，结合人类学去管理、分析政策不失为一种良策，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选择参与性观察这一方法，借此来探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探索人类学与政策相关知识的沟通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人类学逐渐向公共管理的方向靠拢，将人类学视角渗透在公共领域与政策阀域，近年来，公共人类学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也正顺应了这一时势，正如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在其《公共人类学：21世纪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一文中所述。佟春霞和阎耀军两位老师在《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性及历史渊源》一文中追溯了人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区域的应用实践，指出了人类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历史性作用，以此揭示我国将人类学引入公共管理的必要性，二位老师认为“人类学家把他们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公共管理中不尽人意的方面，促进公共管理向人性化、科学化方向发展”。34陈兴贵教授的《人类学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与《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都曾论述过人类学与公共管理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学者要主动走进公共领域，参与并领导公共事务管理，与其他学科共同探讨和解决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
一、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的差异性
公共管理学讲的是一种统治的实践，它强调统一性，对于不同的人和事有着相同的态度，对不同地域的政策相同。人类学恰恰与管理学针锋相对，民族志讲人种，对某个独特的族群和人种进行深入的解剖，得出一种符合科学与真理的结论，但这种结论和价值只是在这个小小的族群中去使用，越过这个族群就无法适用，比如徽文化中的绩溪。故而人类学强调高度的个性，与研究者不一样的个性，体验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不会涉猎同质的东西。公共管理学强调全国一盘棋，讲的是统一性，人类学讲个性；公共管理是管人，而人又千差万别，人类学的方法只能研究一个个的个体、适用于一个小小的族群，这样就会显得矛盾。
公共管理具有强制性，公共管理条例、国家法律一颁布，不会说再协商一下，公共管理强调的是是刚性的操作；而人类学具有平等性的特征，虽然存在差异和个性，但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不能强迫我做你要做的事，这一点与公共管理是敌对的。公共管理不可能因为你与我不同而给你搞第二套政策；人类学则说，我们两是平等的。
也正因为上述的学科差异，早前的学者们从未以一种创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两门学科，只是踱步于各自的学术领域。以前，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人的学科，局限于文化领域，孤立于公共管理之外的一门专业性学科，而且人类学的形象问题束缚了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与政策分析方面的使用，人们对于人类学的效用持怀疑态度。
二、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思考
在人类学的适用方面存在着持久的争论，具体于人类学试图左右政策这一点。相关问题是：为什么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人类学对政策的影响力胜于后来的三十五年和平期？为什么在与公共政策直接相关的活动中，从业者们难以用人类学的观点看待问题？人类学家很少有机会在政策规划中作出足够的贡献，就给定行动计划的假设条件是否充足提供建议。
但徐勇老师曾以人与类的观点来阐释人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学与公共管理学就是人与类的关系。这一类人比如国家或大的区域与个体或一个小族群的关系。人类学，人和类要分开，人就是人种即人类学，类就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即公共管理学。人和类又不能分开，公共管理必须对每个人都适用，每个人都要表决。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看似针锋相对，但它不可分割，又高度区别。即便如此，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能否结合、如何将共性与个性即公共管理与人类学相协调仍旧值得深思。
人是管理的核心，结合人类学去管理、分析政策不失为一种良策，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性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的意义，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看待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将人类学方法投射在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上。譬如威尔纳（Willner）就曾以批判性的问题拉开了以人类学与公共政策学为主题的1977年休斯顿AAA世界人类学研讨会的序幕。这些问题即“人类学可以在更多的领域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吗？人类学者们能否决定决策者对这些知识的认知？这个决定会影响知识的深刻性吗？”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潜入到研究对象中，与他们同吃同住，通过日常交谈以及活动参与来深入研究，也就是参与性观察这一方法，以此探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探索人类学与政策相关知识的沟通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人类学逐渐向公共管理的方向靠拢，将人类学视角渗透在公共领域与政策阀域。
三、人类学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历史渊源
人类学最初只是着眼于奇风异俗的研究，发展到19世纪的初期，人类学开启了它在殖民地管理领域的新篇章，对殖民地管理的服务也正是其巨大应用性的开端，亦或是人类学真正的发端。当时，许多的人类学者都投入到了培养、训练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工作，让他们学习本土文化、了解土著民们的社会关系，从而让他们能够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虽然，人类学为殖民统治服务这一历史渊源一直以来都被指责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帮凶”，但从学科观点的积淀层面来看，人类学已与公共管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