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与执行力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作战规律的概括总结，在如何取胜方面与当代竞争环境下的经营管理之道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以下循着“道”贯古今的兵学发展途径，将决策到实施全过程分为先知、谋略、用将、执行四个环节对克敌制胜的规律进行分析。
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曾经写到：“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曾经将《孙子兵法》翻译成英文的美国将军格里菲斯认为“孙子的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这明显的表现在毛的军事战略战术著作中，其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尤为突出。”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学习过孙子兵法中的一些要点，但从未完整地读过孙子兵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特意请他“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为红军大学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毛泽东仔细研读了孙子兵法。1936年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第一章第四节中后来被单独选出来并加上了一个标题，“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成为要求广大干部必修的基本学习材料。
为什么善于学习成为重要的问题?这是由于“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应，……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毛泽东对曾经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海归派”的思想方法深有感触，因此把学习问题提高到认识论的层面进行概括总结，延安整风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毛泽东接着写到“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方面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由于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和抗日战争的兴起，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没有写完便停笔了。但此后的十年中。各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办学却蔚然成风。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机动灵活战略战术，这种注重实践的学习风气为日后打胜仗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说来也巧，粟裕和林彪都是1907年诞生的同龄人，粟裕生于8月，林彪是12月。粟裕生性活泼、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在常德就读省立第二师范时加入共青团，“四·一二”事变后被通缉，到武昌加入了叶挺领导的24师教导队，开始了从士兵逐级晋升为总参谋长的军旅生涯。林彪自幼性格内向、沉稳少言、善动脑筋，在堂兄林育南的影响下，18岁只身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战争年代屡立战功，建国后成为最年轻的元帅。尽管两人性格各异，但在谋略和执行力方面却有很多共同之处，值得当今的商界领军人物借鉴。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均败在粟裕和林彪的手下。林彪和粟裕均熟知《孙子兵法》。粟裕最喜欢的孙子兵法中的话就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1945年林彪到了东北后，面对严峻的局面，引孙子兵法中的一段话勉励众将：“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势”。《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作战规律的概括总结，在如何取胜方面与当代竞争环境下的经营管理之道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以下循着“道”贯古今的兵学发展途径，将决策到实施全过程分为先知、谋略、用将、执行四个环节对克敌制胜的规律进行分析。
先知：知彼知己
孙子认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其后代孙膑进一步诠释领军人物应当掌握的情况：“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只有准确了解与作战有关的天气、地形和民心，尤其是敌方的情况，才能对胜负做出判断，没有胜算的仗是不应该打的。孙膑的这段话与两千多年后哈佛商学院的战略管理大师波特教授的“五力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处。
常胜将军通常都非常重视对敌情的准确了解。长征途中红军在娄山关打了胜仗，但由于不了解敌情，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一时难以决定敌人是否真正溃败。此时林彪决定亲自化装侦查，“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通过地面上留下的标记和痕迹了解敌军的去向和状况。遂下令红军全力以赴、分头追击。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作战后常做三件事：一、搜集敌方的电报密码，二、了解作战情况／经验／表现，三、与俘虏的高级将领谈话，请他们谈我军战斗动作的优缺点，以及他们所认识的敌军将领的指挥特点。粟裕作战时总是随身携带敌师以上旨挥官的卡片。一些研究专家认为，孙子兵法中之所以表述为“知彼知己”，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己知彼”，就是由于在军事对抗中准确了解敌情并不容易，因而也更为重要。关于敌方的信息往往带有不确定『生，甚至相互矛盾，因此需要指挥官加以分析，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
谋略：奇正结合
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胜多也”，讲的就是在准确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在战争年代，地图则是“庙算”的平台。粟裕认为熟悉地图，熟悉地形，是指挥官的基本功。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规定，粟裕在地图前思考作战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无独有偶，在指挥东北作战时，林彪总是“终日面对墙上的地图，不许别人打扰，长时间观察和思考”。林彪布置作战“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在进攻时要计算到有全胜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还要留出退路”。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孙子兵法中关于奇正的表述，
深受历朝历代军事指挥官的重视，是谋略的精髓，也是在实战中最难把握的要点。粟裕很喜欢唐代军事家李靖的一段话：“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粟裕认为“选弱敌打，这是我军常用的一条原则。但有时为了迅速改变态势，扭转战局，我们也在有把握或既有一定把握又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先打强敌”。这就是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为什么要下决心打张灵甫的整编74师的道理。然而粟裕深知打强敌这一“奇招”的风险和前提条件，“出奇制胜，常常被视为险着，也确实具有风险性。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用将：知人善任
孙子提出的领军人物的优秀品质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选拔将领的标准为：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宋代诗人梅尧臣对这些标准的诠释为“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但在实际应用中，则应根据情况适度掌握这些标准，否则过犹不及。孙子兵法中还写道：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悔，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