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元襄樊战役之始末
摘 要：宋元襄樊战役是南宋与元朝双方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也是事关南宋的生死存亡之战，这场战役历时六年，终以南宋一方失陷而告终。以战争双方正史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传记为依托，结合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力图展现襄樊战役的来龙去脉，以寻找双方成败的前因后果。
关键词：襄樊战役;刘整;吕文焕;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9-0076-02
在历史上宋元之间一共进行了三次战争，分别是窝阔台1235-1241年北方掠夺之战，蒙哥1253-1259年的以四川为重点的攻宋战役，以及忽必烈最后1268-1279年以襄樊为突破口的灭宋之战。无论是历代学者，还是当今研究宋史者，皆着重于蒙哥汗攻打四川战役研究，对窝阔台攻宋和忽必烈为灭宋奠定重大基础的襄樊战役却少有涉及。殊不知，襄樊战役才是使南宋王朝走向灭亡的最终之役。
一
襄阳和樊城地处汗水中游，两城隔水相对，为鄂豫陕交通要道。从襄阳南下，沿荆山、大洪山之间的宜城通道，一路可到荆州，进入广袤的江汉平原，直抵长江，然后向西可以扼守宜昌等于锁住了四川出川的三峡门口，向东可以把江汉平原这个重要的经济区掌握在手里，先不论三国时期刘、曹、孙三家为此地争得不可开交，就连金庸武侠小说中都描写郭靖死守襄阳，就是因为襄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旦城破，那么临安城指日可破。
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城池，端平三年（1236年）一度被蒙古占领。由于当时蒙古统治者蒙哥汗把灭宋重点放在了四川，意欲拿下四川后顺江而下取江南，才没有意识到该地的重要性。襄阳城后被宋将孟珙收复，该守将在收复之后即刻向南宋朝廷奏略：“襄、樊为朝迁之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可南宋政府仍然没有重视这条建议，蒙古方面是因为汗位争夺和攻宋方略的调整，才减缓了攻宋势头，南宋政府又得以苟安多年。襄阳城残破十余年后，时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江陵知府的李曾伯终于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到襄阳城的重要性，重修襄阳、樊城两座废城，使其重新成为长江中游的门户与屏障。
蒙古忽必烈汗在取得汗位后，加紧了灭亡南宋的步伐。即位之初，郭侃便向忽必烈进言平宋之策：“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为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即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迅雷不及掩耳，江滩、巴蜀不攻自平。”这正与南宋降将刘整所献灭宋之计不谋而合。刘整原是南宋一名悍将，因“悍西边有功，江南诸将皆出其下”而遭上司忌妒，军功皆不上大达。为不遭人陷害，乃于景定二年（1262年）“籍十五州户三十万来降”。并于咸淳三年十一月（1267年）入朝献计，建言：“宋主暗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悍蔽。”忽必烈汗乃欣然认可，“朕意决矣”，灭宋之战正式打响。
二
咸淳四年（1267年），蒙将阿术率先打头阵，“观兵襄阳，遂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浮生口五万。”这种掳掠人口的骑兵作战方式，也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宋兵守卫襄樊的有生力量。而后“自安阳滩济江，留精兵五千阵牛头岭，复立虚寨，设疑火。夜半敌国至，斩首万余级”。初次出战襄阳，虽也经历一番凶险，但还是大胜南宋一方。
后人常言：“亡宋贼臣，整居岁首。”虽然有点夸大，但不得不说，南宋降将刘整在宋元在襄樊战役中确实发挥关键作用。“时刘整献计，谓宋人所恃唯文德在鄂州，然可以利诱。乃遗以玉带，求置场于樊城外，文德许之”正是襄樊守将吕文德毫无远见，着眼于蝇头小利，才将南宋朝廷拉向了死亡之路。而此前蒙古方面早已计划好好，“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再加上有人劝吕文德道：“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好。”吕文德便答应了蒙古人的请求。蒙古人也迅速变本加厉，在场外筑垒置堡，屯兵戍守，“起万人台，立撒星桥，以遏宋南北之援，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蒙古人在襄樊二城南北面的鹿门山、白河口筑置堡垒，打算来个瓮中捉鳖。此时此刻，襄阳守将吕文焕才意识到蒙古此举对襄樊的威胁。于是立马传书于其兄荆襄主帅吕文德，而其兄没有认识到襄樊处于威险之中，在他看来，襄樊二城坚固无比，至少可据守十年之久，加上其弟吕文焕亲自把守，必能万无一失，故暂不调兵援之。而身为襄阳守将吕文焕迫于形势危急，开始主动积极出击，力图打破蒙古包围。但被蒙将阿术击败，退回城中。与此同时，阿术又于咸淳五年（1269年）率军深入京湖地区，至复州、德安府等地，俘万人而还。大大削弱了襄阳外围州郡的有生力量，且与宋军被动局面形成鲜明对比。
吕文德得知其弟吕文焕在襄阳奋力突围，终于幡然醒悟。他一边上报朝廷，一面飞马分兵救援。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以春深水涨之机，命張世杰为京湖都统率马步舟师驰援襄樊，与蒙古激战于赤滩圃，但终未能撕开蒙军的长围。六月，宋将唐永坚率军再次出击，被俘。七月，“宋将夏贵、范文虎相继率兵来援，复分兵出入东岸林谷间。”结果被蒙古“大破之，杀溺生擒五千人，获战船百余艘”。至此，襄樊守军元气大伤，蒙古更是由此了解了襄阳还有西北、东南的出入通道，可惜的是南宋方面终究还是没有抓住这些机会突围成功。在蒙古方面张弘范的建议下，蒙古又迅速修筑了万山堡、灌子滩要塞，彻底截断了襄阳西北、东南的通道，襄樊守军处境更加艰难。宋咸淳六年（1270年），吕文焕不撞南墙不回头，调遣守城步骑一万五千人，突袭万山堡，终失利。这也表明襄樊反保围战彻底失败。
就在吕文焕与蒙古军鏖战之时，其兄吕文德病逝，南宋朝廷一面对其功绩进行表彰，一面又积极寻找接替吕文德的最佳人选。“时物议多言达可援襄阳者，监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达，如吕氏何？”旺等出，叹曰：“吕氏安则赵氏危矣。”作为贾似道心腹的吕氏集团成员，硬是以“今朝廷以襄阳急，故遣达援之，吾以捷闻，则必不成遣矣”，然后“获哨骑树人，即谬以大捷奏”断然排挤了高达援助襄樊二城。吕氏集团凭借贾似道在朝中势力，日益成为宋廷中坚力量，为宋度宗所倚重。荆襄主帅吕文德、襄阳主将吕文焕，其女婿殿前副指挥使范文虎，沿江制副使兼知黄州夏贵，有宋末三杰之称的张世杰等都是吕氏旧部。宋廷过分宠信吕氏集团的恶果在襄樊战役中显示出来，成为南宋襄樊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