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傲慢与偏见
对于筹备重大活动的城市而言，“治安高危人群”就好比青春痘，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让自己担心
4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该市“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已于当天结束。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理出深圳，此举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奠定了基础。
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表示，“治安高危人员”包括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消息一出，即引发批评如潮，压倒性的舆论认为深圳警方将人群分为三六九等，其言行有侵犯人权之嫌。
“无凭无据就敢定性8万坏分子，深圳改叫偏见之城吧!”一篇网络评论写道。
深圳警方对此措手不及，其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舆论之下，警方备感压力，并采取统一口径，对于清理行动，“一个字都不能谈”。
气氛紧张的黄贝岭
罗湖区黄贝岭村为深圳特区内较大的城中村，也是深圳少数几个未经旧村改造的社区之一。在主街两三层楼的当街门面之后，就是成片低矮的瓦屋老房，其间，小巷纵横交错，窄处不足一米，行人相遇，需侧身方可通过，穿行其中，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
这里亦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1000多名原著村民中绝大多数已经迁出，并将房屋出租给数万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以四川人和江西人居多。
黄贝岭村的主街两侧，遍布廉价小旅店，提供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的夫妻房、情侣房，以及标明60元钱两个钟的足浴桑拿房，还有发廊、小商店、饭馆、网吧等。拐进胡同里，即使是白天，也往往站着艳装女子搭讪路人。
多年来，黄贝岭村以治安糟糕而闻名，盗窃、抢劫、吸毒、赌博、斗殴等事件时有发生。
2011年大运会当前，黄贝岭村成为警方治理的重点。自2011年1月11日21时起，罗湖区警方先后在黄贝岭村、向西村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深圳市公安局网站披露，警方当晚在两个村清查出租屋805间，各类场所178处，查获制假窝点1个，各类犯罪人员40余人。
时至4月中旬，黄贝岭村仍戒备森严。大约每隔10分钟左右便有一辆警车从主街穿过。在村口，协警24小时执勤。一名协警称，以前该村所属街道的警力为150人，今年增加到了300人。协助治安管理的“红袖章”则遍布于村中的每个角落。为迎接大运会，深圳开展“红袖章”工程，组织了50万人佩戴“红袖章”，协助警方维护治安。
黄贝岭村一位河北保定打工者说，每晚都有七八个警察、协警和民兵组成的队伍在村里巡逻。“夜班后凌晨5点回到村里，还有警察问我住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
警方对出租屋的登记和排查也大为加强，住在村里的一位黄姓大学毕业生说，今年以来，他不止一次被登记身份信息，主要内容是“何时来到深圳”“从事什么工作”等。在排查中，无身份证或持假身份证租客，被要求退房。
深圳警方在《人民日报》上回应舆论对“清理8万人”的质疑时表示，警方并没有“强制遣返或驱赶离开举动”。
村中一些租户表示，在治安高压氛围之下，的确有一批人如深圳警方所言，“自行离开”了。居民也反映，清理行动以来，治安状况确实明显改善。
那么，所谓“8万人”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深圳警方称，是“通过电子管理系统的动态跟踪和上门走访、跟进核实而来”。然而深圳市公安局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8万”之数并无严格统计，“是公安局户籍部门上报的”。
深圳宝安区一位基层官员更表示，深圳警方公布的数字令他感到十分“震惊”，“可能是警方为了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随意性比较大。”
何为“治安高危人员”
更大的争议来自“治安高危人员”这个概念。
上述宝安区基层官员说，基层政府有低端就业人口的说法，指收入低微，租住廉价住房的人。对于有犯罪前科的人，公安部门也确有记录，往往在大型活动之前集中摸底，“但即使是犯有前科的人，我们的政策鼓励他们改过自新，融入社会，将他们界定为‘高危治安人员’，明显不合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靳高风告诉记者，“高危人员”在学术讨论和内部文件中是较常用的说法，但其内涵没有具体界定，因而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
靳高风称，法律上与“高危人员”类似的专业术语是“人身危险性”，“简单解释就是具有犯罪可能性。对这类人，国外一些国家可适用于‘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是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所采用的，以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一般用以补充或代替刑罚。
但被施以“保安处分”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比如有前科，或者有人告发。”复旦大学刑法学教授汪明亮说，“一个人扬言要杀人，对他进行隔离控制是可以的。”
“国外的‘保安处分’在刑法中有明文规定，中国学界也有人呼吁把‘保安处分’纳入刑法，但目前并无法律依据。”汪明亮认为，一个公民，即使没有工作，即使有可能会实施社会危害行为，但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按照现行法律，是没有依据被清理的。而即使对比“保安处分”来说，深圳市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也过于宽泛。比如，所谓正当职业，如何界定?小摊小贩是不是正当职业?“这么模糊的概念，很可能扩大打击面。”
深圳清理8万人的消息一出，距深圳仅100公里的惠州受到震动。惠州网友展开激烈讨论，有网友甚至发帖称：“这8万人将何去何从?紧邻深圳的惠州和东莞或将成为它‘清理门户’的受害城市。”还有网友直接提出：“惠州治安要保持高压态势。”4月15日，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在惠民在线论坛上回应称，“一定要高度重视。网友的建议可行。请市公安局专题研究，确保一方平安。”
但据惠州市公安局向记者所透露的信息，惠州网友的担忧实属多虑，该局宣传科科长覃良友说：“惠州这半个月以来的警情数比较平稳，并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净化人口”：大城市做出的坏榜样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城市似乎集体感染“洁癖”，这种“洁癖”不仅仅体现在对城市面貌的要求上，更集中体现于对外来人口的态度。许多城市都宣称要引进高端人才，对于低学历、低技能的流动人口则想方设法予以排斥。
2010年4月，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与深圳市港澳界别政协委员座谈时表示，流动人口总量失控，具体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李铭称，深圳的治安要从根子上解决，就是要解决流动人口总量失控，无业人员长期在深滞留等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深圳治安永无宁日。
“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李铭说：“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三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
“这实际上是一种‘净化人口’的思想，可见深圳这次清理8万人，是有其根源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教授告诉记者。
正是由于城市治理者的这种思维，中国的城市化往往步入“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歧途，其表现在于1亿多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落户，无法均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当前的最大误区，其中，特大城市作出了坏榜样。
“特大城市不想要这些低端人口，大城市会跟着做。大城市不想要，小城市就想要吗?特大城市有最多的就业机会，集中了最优质的资源，却把最重要的人口资源排除在外。”李铁说，“通过排斥人口的政策来‘净化人口’，城市不就变成富人居住区了吗?”
李铁认为，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人的城市化，“没有所谓干净的城市，城市里有阳光、大树、小草、土壤，还有一些细菌等等，他们是共生的关系。城市要包容，不能光让‘好人’进来，而把特定人群作为清理对象。”
“全国城市都这么做的话，我们的农民工进城怎么解决，城市化又如何推进?”李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