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史书多有“汉承秦制”的记载，并且除郡县、职官、律历等制度之外，在法制方面也多有秉承。20世纪以来出土秦汉法律文献的问世印证了这一点。不止于此，已有学者发现汉对秦法制除继承之外，也有发展变革之处。以出土秦汉《田律》的相关内容为中心，揭示了汉对秦法制的具体变革。汉较秦在田、道等规划管理制度上有所加强；从秦到汉阴阳五行思想呈现逐步向法律领域渗入的趋势；汉初基本继承了秦的赋税名目，但有一定减轻。此外汉代加大了对马牛的重视与保护力度，在酒禁政策上也有所发展。
关键词：睡虎地秦简 二年律令 田律 变革
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秦汉《田律》来看，〔1 〕其主要围绕田制、农作物等物产、赋税三项内容进行规定。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作为衣食之源的同时，又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基础，因此，与其相关的《田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将秦汉《田律》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不多，在可见的论著中有对秦汉《田律》个别律文进行比较的。如高敏的《论西汉前期刍、稿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一文，比较了“入顷刍稿”条的内容；〔2 〕李学勤在《秦律与〈周礼〉》一文中比较了“春二月”条、青川木牍“为田律”条的内容；〔3 〕李孝林的《〈二年律令〉：汉承秦制而发展之》一文也主要比较了“入顷刍稿”条的内容。〔4 〕此外也有专题对秦汉《田律》进行比较研究的，但也不多。如魏永康在其学位论文《秦汉“田律”研究》中，对秦汉《田律》释文进行考校并对其内容进行相关研究，但不是从汉对秦法制变革的角度出发。〔5 〕笔者尝试利用出土《田律》相关资料与传世资料，以及学者论著，揭示秦汉法制变革在《田律》中的体现。这种汉法对秦法损益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随着研究的深入会在以下几点有所新的认识：第一，可以从中窥探汉初对秦法的一些评价与认识，从而帮助我们更客观的认识、理解秦法，以及秦法与秦亡的关系；第二，可以具体了解汉承秦之后，法制上有多大程度的发展；第三，可以从法律上去感知秦汉时代、政局、统治思想的变化，即从法律的维度去看秦汉王朝更替阶段的历史；第四，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秦汉法律的细处，从而更好的认识秦汉法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奠基地位。
一、《田律》中指导思想的变革
《秦律十八种·田律》简4-7中记录了关于春夏二季对山林、植被、幼兽、鱼鳖、水泉畅通的保护内容。而在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张家山247号汉墓的《二年·田律》简249—250中也有与其相似的规定。在这类律文的背后，有其思想支撑。秦《田律》的该条在《逸周书·大聚》、《吕氏春秋·十二纪》、《上农》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6 〕而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农业生产经验的背后，蕴藏着当时人要“和阴阳”、“顺四时”的思想信仰。如果“阴阳失次，四时易节”，会导致“人民淫烁不固，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谷萎败不成。” 〔7 〕后果非常严重。可见，在先民的思想中阴阳四时的协调，是十分重大、不可怠慢的事情。而这种阴阳五行观念便是上述律条中所蕴含的思想信仰。在张家山汉简《田律》简250中还规定戊己日不可兴土功，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也有戊己日为土忌日，不可为土功的内容，这也是阴阳五行思想的体现，同样承自秦。阴阳五行思想如此向法律渗透，在秦与汉初还仅仅露出苗头。
西汉中期以后，阴阳五行思想在法律制度领域又有所发展深化，而阴阳五行思想在法律领域的大肆渗透，当属在王莽策划下，于元始五年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大张旗鼓颁布《月令诏条》，并非因为其内容十分利于百姓生产，只是王莽仿周公，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的一个重要步骤。〔8 〕不管《月令诏条》对百姓生活的实际指导意义有多大，其以“诏条”的形式颁布，便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违反，就要追究法律责任。在《居延新简》中就有光武帝建武四年五月、建武六年七月，督查吏民是否犯“四时禁”的文书。〔9 〕阴阳五行思想在法律上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据《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记载，章帝在元和二年颁诏规定十一月、十二月不可论决囚犯。其理由是根据月令冬至之后是顺阳助生的时节，不可审判断罪，而且“王者生杀，宜顺时气”。陈宠为了强调章帝此举是“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还特意指出“秦为虐政，四时行刑”，“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10 〕但在目前所见出土秦、汉初法律文献中，还不见其在司法领域的影响，陈宠对秦、萧何的指责，或有以后世思想要求前人之嫌。
虽然在西汉后期，阴阳五行思想曾受到质疑，据《汉书·成帝纪》载成帝在阳朔二年春颁诏强调要想阴阳和调，务必要顺从四时月令，而之所以颁诏强调，是因为“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多违时政”。〔11 〕但在皇帝的三令五申下，这种质疑声似并不成气候。而直到唐律中仍可见其影响，如“非时烧田野”条。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条中指出“非时”的时间段之外，还特意指出“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不需“一准令文”。〔12 〕这样的规定无疑是对早期月令的变通，更加合理。比起王莽为彰显权力，将月令颁布到人烟稀少的悬泉置的做法，要进步的多。在司法领域方面，《唐律·断狱》有“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规定立春后、秋分前以及断屠月、禁杀日决死刑的话，要受刑罚，这是受阴阳五行思想及佛教、道教的综合影响。〔13 〕阴阳五行思想不仅被统治者用于政治领域，也逐渐渗入到法律领域，使法律蒙上一种神秘色彩，这较之早期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秦与汉初法律是一大变化。
前举秦《田律》简4—7中还规定对不幸死者需要伐木做棺的，可以不受时禁限制，这是因死葬之事对时禁的变通。另外，在秦《田律》该条与龙岗秦简简77-83中都有对百姓的狗进入禁苑中的处理规定，但在《二年·田律》中暂不见以上内容，有待新资料来说明。
二、《田律》中田、道管理的变革
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墓的16号木牍，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十一月，王命丞相与内史再次修治故《田律》。其中，涉及田亩规划的内容为“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畮（亩）二畛，一百（陌）道。百畮（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 〔14 〕而在《二年·田律》中也可见到相似的内容，具体为“田广一步，袤二百卅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 〔15 〕将两条内容相对照，可见《二年》在田亩制度的规划上大体承袭了青川《田律》。〔16 〕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由春秋时期晋六将军之赵氏最先推行，孙子十分肯定赵氏这种制田方法。〔17 〕后又为商鞅在秦推行，事实证明这种大亩制符合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强大。青川木牍中的《田律》，也应是商鞅时制定的《田律》，这种亩制在秦一直被沿用。时期为汉初二十年左右的《二年》依然采用了这种亩制，且直到汉武帝时也仍沿用，可见这种大亩制具有促进生产的优越性。变革体现在《二年》对阡道的设置作出调整，较青川《田律》减少了近10倍的阡道数量，变向增加了耕地的数量，汉初刚结束战乱，处于人少地荒的状态，田地不会短缺，作出这种调整很可能是嫌秦阡道设置太过繁复。商鞅时规定一夫得田一顷，据青川秦牍则一夫的田即有一条阡道。汉初可能从阡道的利用考虑，认为十顷一条便足够，或为不影响通行，汉初阡道又加宽二尺（约46.2厘米）。另外，在青川秦牍中还有封埒形制尺寸的规定，而《二年》中似把关于封埒的内容都删除了，这可能是因为封埒这种田界形式不够简便经济。封是高四尺，大小与其高相称的圆台体或方台体。〔18 〕埒是高一尺，下厚二尺，连接封与封之间的矮墙。封埒并用使各户所占土地的界限十分明确。〔19 〕但当发生土地买卖等变动时，封埒这种田界变更就显得麻烦。据《二年》汉初有明确的土地转让、买卖规定，《二年·户律》简321规定接受田宅，又将田转让给别人或卖宅，不得再次受领田宅。简322规定代户、买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稽留，不登记田宅的变更，超过一日，罚金各二两。可见汉代国家授予的田宅可以转让、买卖，田地可以买卖，各户所占田地数量也会处于变动中，因此，田界标志也会趋于简便化，而封埒在秦是否已发生变化还无法准确说明。总体上，汉初较秦在田地规划上继承的同时，也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