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当伏案疾书或排比文献时，青年朋友排闼往访，他们对文化知识
二十多年前，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研究玄奘，并叙其年谱，要考定他的先驱者、师承和历代名僧的生卒岁月。陈先生的《释氏疑年录》融会史传，稽考碑志，探隐索赜，是治中国佛教史必备的工具书，也是我所必须参考的。那时，中华书局还没有排印，只有他励耘书屋的家刻本，坊间不多见，我也没钱买，当时形格势禁，我向图书馆借阅还有一定的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向陈垣先生借书。可是南北睽隔，素昧乎生，我踌躇再三，就斗胆而冒昧的上书，历述自己的学习、研究情况，并向他借书。信寄出后，忐忑不已，老人家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和学术领导工作，对于我这个末学后进的唐突之举，能予理睬吗？孰知，一周光景，邮局寄来《释氏疑年录》四册，陈先生亲笔写了热情洋溢，勉励备至的回信，并将此书奉贻。二十三年前，我年才逾立，面对前辈学者的掖导，如同空谷足音，感激之余，给我以力量和信心，不禁使我想起了《与东阳马生序》中宋景濂(濂)早年访书问学的情景和王渔洋(士祯)逛厂甸时对待士子的状况。以后，我在学习时，遇到疑难，就以私淑弟子的身分向老人家请益求教。他不惮年迈体弱，不论祁寒酷暑，有问必答，为我函授地教导了十二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才戛然中止。
《玄奘年谱》完稿后，我重又着手中国法制史和《唐律》的研究，陈先生又对我进行指导并在文献资料方面给予许多帮助，还热忱地向有关方面推荐我初浅的论著。读书治学，应得善本，否则文字上的讹脱，句读上的舛误，篇章上的错乱，无一不是障碍，不仅疑窦百出，而且会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唐律疏议》我手头只有光绪十七年江苏书局本和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本，连习见的孙星衍平津馆刊本与四部丛刊中影印的滂熹斋潘氏所藏宋刊本(实际上是元刊本)也没有。研读时，遇到律文和疏议的误字、错简、衍文、脱文以及律与疏间有矛盾相违的地方，例如《唐律疏议》卷二八《捕亡》的“知情藏匿罪人”条，“若奴婢死后，主匿如故，即得自匿之罪，一合准奴婢为坐。”根据律文，这“一合”似有问题，作“不合”才对。卷七《卫禁》的“疏议”作“宫卫”，读了《晋书》和《隋书》的《刑法志》是作“卫宫”；卷二六《杂律》的“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条的“容一千二百为龠，十龠为合”，可是《唐六典》是“二龠为合”。凡此等等，看来所失虽小，而差谬甚远，治学就要搞得水落石出，求得正确了解，这涉及校勘学了。陈先生在校勘学方面是集大成者，他校勘了《元典章》、《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就《元典章校补》六卷来说，他对沈家本刊刻的《元典章》，以故宫发现的元刊本作为底本，又用诸本互校，校正了沈刻本的讹误衍脱颠倒的地方，有一万二千多字，从中提出一千多条分门别类，说明致误的由来，是一部校勘学上的杰作。我把读《唐律疏议》的疑问向他请教，他告诉我“材料、工具、方法为治学的三大要件”，校勘是个重要的方法，要网罗各本，心细如发的一字一字的对校。然后才能下准确而扎实的结论。他还指导我要细心阅读高邮王氏父子的著作和钱竹汀(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就是俞曲园(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也不可轻易放过。治中国法制史，元朝的法制是个麻烦的问题。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变迁发展和元朝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蒙古贵族的把持朝政，决定了元律有不同于唐律的显著特色。元律中渗杂了许多习惯法，并且绝大多数为断例(判决例)，今存的《元典章》和《大元通制》，似乎是为一事立一法的，故“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史·刑法志》)，实在难读。陈先生精娴五代、宋、元、明、清史，尤其于元史有深入的研究，对于《元典章》更是如数家珍了。我遇到疑难，就去信请教，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面对耄耋耆宿洋洋洒洒的答问长函，我这个后学心里一面是热呼呼的，一面也感到不安，同时也是鞭策。
十二年来，陈先生对我的通讯指导，约计共有四十封左右长短不一的信函。这种雪中送炭的温煦，成了我在逆境不甘自暴自弃的精神支柱，更可宝贵的是师长的培育后学，不仅仅是解决疑难，提供资料，而是毫无保留的教导了治学的方法，启迪搞科研的门径。学如烟海，知也无涯，在文、史、哲的学术领域中我还是个初学，然而“登高必卑始”，我自问多少获得了一点基本功，知道一些途径，这是陈先生所给予的，是我终生铭感的。这四十封信札，在浩劫中捆载以去，但愿还未荡作寒烟，尚存天壤，有一天象“铁函心史”那样被发现。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我对蜗居进行清洁大扫除，从尘封蠹余中找到了幸存的陈先生的几封简短书简，虽非论学之作，但多少尚能窥见老一辈学者对后学的掖导。譬如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短笺：“四月二十五日曾复一函，并另邮挂号寄出拙著《释氏疑年录》一部四册，至今已近三月，未得回信，究竟已收到否，至以为念。”这是我收到他的信和书后，在所谓“不安心改造”“还在走白专道路”的压力下，被遣至农村劳动了，一时无法奉答，引起老人家惦念的来信。
还有一封十月十二日的复信，是关于拙文《试论玄奘西行首途年月》回答之一。我在一九六二年初步完成《玄奘年谱》后，对于玄奘西行首途的年月，有陈先生的贞观三年和梁启超的贞观元年以及丁谦的贞观二年说与吕秋逸(徵)先生的贞观二年、贞观三年高昌发轫说的聚讼，未有定论。我排比文献，作了些考证，确定玄奘是在贞观元年秋八月“杖策孤征”的，并对陈先生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九期《书内学院新校本慈恩传书后》论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是陈先生回信却认为拙文“征引繁博，言之成理，对于拙著，不轻附和，尤合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意”，在另一信中还提到拙文“足下所考释，殆可定论矣。”这是前辈学者对后学的鼓励和爱护，却也显示了学术争鸣，各抒己见，择善是从，不强求后学附从已见的学者宽广风度。
在“又及”中，问到“台端近在何处工作？便望示知。”这是我在以往的通讯中，坦率地把自己的坎坷境遇告诉了他，意想不到老人家不仅没有以“异类”见嫌，我还记得在另一长篇复信中，他深表同情我的遭遇，支持我的学业，希望我能锲而不舍，有所成就。甚至还有“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勉励的话。
岁月如驶，到厂桥兴化寺街五号亲炙陈先生謦咳的机缘是永远不能实现了。可是，哲人其萎，典型犹存，我们伟大祖国的学者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优良传统，如日月丽天，是万古永存的。面对残存的几纸手泽，怃然惘然！“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陈先生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