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1岁的穿着破棉絮的志愿军180师战俘张城垣走进釜山战俘营时，一位美军大兵塞给他一份中英文标识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上面写着战争双方对战斗员和战俘的权利。他还从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得知，根据这份公约，战俘竟然可以让本军队中军官战俘自治管理。
30年后，山西运城军分区给张城垣下达了政策平反的通知书，他被告知可以去县文史馆上班，并获得了300多元的生活补助。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上访历程中，张城垣始终明白，他应得的待遇其实在那份薄薄的公约书里都已写明，而早在1952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发表声明承认该公约。
在中共高层谨慎地为韩战归俘平反的第2年，总政治部参照该项政策文件，又相应地提出对1949年金门战役中被台湾遣返的战俘进行复查处理的意见，3000多名被开除党籍军籍的原福州军区28军的解放军士兵恢复了应有的待遇。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中共军队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完全不同。前者被诠释为“不怕牺牲，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交枪，不被俘，被俘等于变节”的思想，在这支军队内部牢牢驻扎数十年;而后者更多针对的是敌方的优俘政策。
有战争就可能有被俘，怎么样正确看待战俘问题，在军队内部引导、正视和对待己方被俘人员，在60年后的中国大陆，仍是空白话题。
战前气节教育
半个多世纪后，志愿军180师老兵张城垣还记得1951年4月，朝鲜汉江起了雾晨，他刚与政治部组织科的几个同事烧完一大堆的文件档案材料，准备突围，却发现四周站满了密密麻麻的美国兵——他被俘了。
张城垣1950年10月入党，1951年4月被俘之时，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刚刚转正。销毁的师部档案材料中就有他的党员资料卡片，以后的张城垣为这张薄薄的纸片——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奔波了几十年。匆忙烧掉的还有一大摞他编辑的阵地小报《战士生活报》，以及临战前，师政委吴成德让其起草的志愿军3兵团60军180师的战前气节教育材料。
在他负责编撰的这本小册子中，他以师党委的口气要求全师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斗中，“绝不交枪，不投降，不被俘。”这批油印好的政治教育材料，已经师党委讨论通过，原准备下发到师所属的各团营连去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每次临战前的战斗动员和战前气节教育，是中共军队约定俗成的做法。
在中共建政前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早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大小数百次上规模的正面作战，这一克敌制胜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改变过。
走进战俘营的那一刻，张城垣有点羞愧，作为中共军队的一名政工干部，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被俘意味着什么。在集中营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回国支队”里，他仍负责政治宣传，搞的还是气节教育。张城垣写了几点提法以供宣传：“被俘之后要坚持斗争和信仰，做祖国的优秀儿女，不去台湾，不叛变。”
然而，在一年多后的辽宁昌图志愿军归来人员管理处，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瞪着眼睛向他吼道“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等于变节……”时，他傻眼了。
更让张城垣想不到的是，当他在美军的战俘营里为被俘痛苦万状时，在志愿军的碧潼战俘营地，低矮的铁丝网内，几十名美国白人战俘的篮球体育比赛声震荡山谷，仿佛这不是战俘营，而是一场国际篮球联赛现场。
志愿军给予联合国军战俘的待遇，甚至比志愿军战士更优裕。
在第一次战役处于收尾阶段的1950年11月5日，彭德怀专门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竭力向他推介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经验。彭在信中说：“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兵员主要是靠俘虏。这些俘虏经教育改造后，很多人都愿意参加革命队伍，以后成为战斗英雄，这证明俘虏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
为了让这些联合国军战俘回去后，能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告诉你们的同伴”，“敦促你们的同伴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联合国军战俘每天吃的是自己烤制的土面包，还有营养丰富的牛肉、鲜鱼和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