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合同上海“维和”
引子：
开胸验肺、通钢悲剧，以及多次发生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喝茶”事件??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处于易发多发期，而且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劳动关系矛盾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曾遭遇过同样的困境，今天同样时常遇到类似问题。它们在劳资双方激烈冲突和尖锐对立中，逐渐摸索着一条通过集体谈判来有效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途径。
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在协调劳动关系时，不仅需要积极主动正视当前面临的困境，而且需要善于借鉴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集体谈判制度，并结合具体国情，探索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通过制度建设来促成劳资双方摒弃对立、谋求合作，推动劳动关系早日走上和谐之路。
国家的一块不变，司机的一块要做加法，能够做减法的只有企业了。
“一天机器人，一天植物人”；“以前寻(沪语：找对象)空姐，现在寻外来妹”；“白天给公司干，晚上给加油站干，半夜12点以后给自己干”——三句顺口溜，描绘出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劳动强度大，近年来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并对收入有不满足感。
2008年，出租车行业是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领域。上海“的哥”“份儿钱”全国最高，但全年没有发生严重群体性劳动争议。上海市城市交通工会在年底的调研报告中称：司机队伍“有波动但不会骚动，基本是稳定的”。
据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吴萌介绍，在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后的“骨牌效应”时期，“上海出租车行业反而出现劳动争议案件骤减的局面”。
巴士出租的司机张陈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外地人说上海人胆小，但是我想想闹事解决不了问题。”
老张今年47岁，崇明人。和上海绝大部分出租司机一样，一日工一日休，工作日一般开18～19小时。7月份收入2000多元，平时一般3000多元，“份儿钱”加上油和维修等，日均成本700元。每月600元的房租是他开销的大头。
老张感觉收入比前几年下降得厉害，但是这一年多来，公司的规定有了一些转变。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条是，“以前就算躺在床上开不动，承包指标一分不能少，现在如果住院，公司免指标，还发900多元的病假工资。”
这条让老张稍感安心的好消息，来自2008年4月签订的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集体合同。作为劳动法专家，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的谈育明认为，行业集体合同的签订，对维护上海出租车司机队伍的稳定作用很大。
究竟谁弱势
收入“剪刀差”，是引起上海出租车司机队伍“波动”的主因。
上海市运管处出租汽车部副部长虞同文，是管理出租行业21年的“老法师”。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出租车司机一度入围“十大高收入行业”；90年代，随着出租车数量的不断增长、轨道交通日益完善，出租车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他说，1998年出租车司机收入是职工平均工资的1.9倍，2008年为1.15倍(职工平均收入3292元，司机平均收入3800元)。看起来不低，但是我国职工法定月工作日21.75天，全年共2088小时；出租车司机按每日工作17小时、每月工作15日计算，全年工作3060小时，劳动强度远大于普通职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者石磊，把出租车司机称为上海的“人文贫困群体”。由于掌握了出租营运证，出租车公司事实上形成了司机市场的“合谋垄断购买”，单个司机没有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
从2007年6月《劳动合同法》出台到2008年1月正式生效，这个时期内，上海出租车司机逐步了解到新法对于带薪休假、病假工资和解除合同补偿等条款的内容，维权呼声渐高。虹桥、浦东两个机场同时候机的数千司机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依据《劳动合同法》提高收入。
上海市出租行业协会秘书长陆家骏告诉本刊记者，那段时间，行业协会法律中心不断接到驾驶员的咨询电话。他们渴望知道：作为承包者，自己能否享受劳动法赋予职工的权益?有无最低工资?工伤如何处理?工龄如何计算?社会保险费如何缴纳?第一期合同满了后长期合同怎么签?
而出租车企业对贯彻《劳动合同法》顾虑大。几乎每一条新条款的实施，都可能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比如，实行带薪休假意味着增加20％的顶班司机，顶班司机难招，还要支付给休假司机最低工资。
强生出租车公司反映，有百余名老司机在1995年《劳动法》出台前与公司签订了长期合同，现在不能正常工作，公司仍要给他们内部打折工资。《劳动合同法》又要求在第一轮合同结束后签订长期合同，意味着走回老路，企业可能要养更多人。
劳动争议方面，强生、大众等大出租车公司由于利润水平高，对司机都有固定补贴，发生争议的概率相对较小。大众的工会主席谷根生介绍说，他们的福利在行业内是比较多的，公司设立了见义勇为奖、出国奖等，还给职工子弟设了“苗苗”奖。公司有医务室和食堂，两年组织一次体检。
小公司对司机的管理内容很少，基本没有福利待遇，企业凝聚力相对较差。一旦发生矛盾，解决方法就是司机把总经理团团围住，最后闹到法院。
陆家骏说，平时司机相对于公司显得弱势，而出了问题上法院，往往又是公司输。法院依劳动法办事，只看企业与司机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仲裁结果一般是企业给司机一些补偿后解除合同。这样的结果让企业和司机都感到委屈不满。
第一次吃螃蟹的感觉
谁来制定劳动法框架内的行业标准?政府不可能为此下文，由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分别代表职工和企业，通过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这个做法让各利益攸关方看到了方向。
早在1995年，上海就挑选了400家企业作为集体合同试点单位。1998年，普陀区长征镇星云经济区签订了第一份区域性集体合同，带动了全区85％的非公有企业签订集体合同。2003年前，静安区总工会牵头，由威海路汽配联合工会与企业方代表协商，签订了行业性工资协议，规定行业内最低工资为上海市最低工资的120％，得到了汽配街职工的热烈拥戴。
上海市出租车行业的17名行业工会委员和10名协会会长代表，一致同意着手研究行业集体合同。然而，陆家骏和行业工会主席陆剑虹发现一个难题：《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针对集体合同做了如下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
严格遵循这一条，等于要各区县分别订立合同，操作不现实，而由市行业协会和工会来操作，又似乎与法律文书有所不符。
究竟能不能做?陆家骏和陆剑虹心里没底。“二陆”马不停蹄地开始走访相关各主管部门。
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保障部长的宋震，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想法，认为可行。主管副主席要求市总法律部为出租车行业的集体合同把好关。
市城交局运管处表示“同意”，主管副局长认为，这个做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觉得“值得一试”，并要求，劳动工资涉及社会稳定，在行业集体合同的效果没有明确前，不能向社会宣传。
但社保局方面有些担心，提出是否等待人大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出台再做更稳妥。“二陆”表示，企业和驾驶员都等不了。社保局最终的态度是：可以试行，“只能做，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