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农民土地税收政策评析
［摘 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毛泽东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减轻农民土地税收的政策，使苏区农民从国民党繁重的捐税中解脱出来，解放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获得解放的根据地农民则以积极的姿态，支援了红色政权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 农民 税收 井冈山 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问题，因为它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P168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通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实行这条革命道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要获得广大农民对中国革命广泛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在进行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同时，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税收政策，使根据地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解放，农业生产获得极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我党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党的重心逐渐向农村转移，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湘赣两省之交的罗霄山中段，它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6个县，鼎盛时期面积达7千余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境内山峦重叠，丘陵起伏，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境面积的85%，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区。这一地区虽然物产丰富，但因地处边陲，仍然是落后的农村经济时代，甚至“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2］P74。地方军阀和豪绅地主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横征暴敛，使边界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苛捐杂税之多，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捐税除原有赋税、统税等正税外，杂税还有十多种：烟酒捐、落地捐、二五附加、市政捐、一五抵补捐、北伐捐、国库券、灯捐、靖卫团捐，甚至还有喜捐、丧捐和人头捐等。同时，边界的土地占有情况也极不合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2］P68。豪绅地主阶级，依仗手中的权势，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当时，边界的地租一般都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许多地主兼放高利贷，利率高达30%以上，边界人民的生活十分悲苦。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茅坪安家时，部队的给养问题特别是近千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面前亟待解决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在袁文才、王佐的帮助下，部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随后通过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存粮的游击暴动，解决部队的粮食给养问题。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近万人的吃饭问题又变成了大问题，5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被迫转回湖南。但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不能长期依靠打土豪，一旦边界的土豪打光了怎么办？这就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边界农业问题的任务。
毛泽东早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的讲话及为中共湖南省委起草的呈报中央的“土地纲领教条”中，就阐述了他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大中地主的区别以50亩为界，对小地主应有不同的办法，地主被没收土地后要有妥善的安置，要有具体的办法，分4个等级征收土地税……废除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统一的农业税。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在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得到了实施，并不断完善、发展。
二
毛泽东的农民土地税收政策，是伴随着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逐步深入开展而制定并实施的。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是发动群众、打倒豪绅的游击暴动阶段，这是边界土地革命的前奏。“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2］P58-59这一阶段，政府和部队的给养，一方面靠打土豪，另一方面开始征收部分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其他地方，如“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费用，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收取，钱亦完全靠打土豪”［2］P71。
工农革命军在边界各县开展的打土豪筹款的游击暴动，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灭了地方豪绅的威风，揭开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序幕。1928年3月，革命军曾在酃县水口、桂东沙田、宁冈大陇等地进行分田的尝试。但由于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和普遍地开展，群众并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至敌人一来，边界割据便出现反复，政权和群众组织便遭到破坏。1928年5月20日，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等项政策。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便深入开展起来，边界各县出现了全面分田分地的高潮。
毛泽东在总结湘赣边界一年来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以及中央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在1928年12月，正式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第一部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土地法。它不仅在党内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确定了土地分配的方法、标准和数量，而且第一次以法的形式确定了征收土地税及征收土地税的标准：“（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况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办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核准，免纳土地税。（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3］P220
《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使根据地的农民获得赖以进行生产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废除了附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实行土地税征收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从严重的封建地租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释放了极高的革命热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
关于土地税的征收问题，在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4］P207《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党的六大所有文件都还没有传达到井冈山，但它关于土地税收政策的规定，是符合中央决议精神的。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红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及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即“二七”土地法，它在征收土地税方面比《井冈山土地法》有了更新更具体的规定。“二七”土地法规定向农民征收土地税的目的，是“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维持并扩大红军及赤卫队，维持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河坝等）”［5］P380。征收农民的土地税，“只能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并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亦可征收”［5］P380。对征收农民土地税税率，1930年3月25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规定：“田地税之税率，以分田多少为标准，分单季双季两种征收，不准增加。（1）属于单季田（指下冬不能种水稻者）的税率如下：分三担田以下者抽收百分之五；分三担田以上者抽收百之十；分五担田以上者抽收百分之十五。（2）属于双季田（指早晚都可种水稻者）的税率则以早收担数为标准：分三担田以下者收百分之十；分三担田以上者收百分之十五；分五担田以上收百分之二十。”［5］P87-88在“二七”土地法中，毛泽东根据赣西南苏区实际情况作了适当的调整，规定：“按照农民分田数量分等征收：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税百分之一；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税百分之一点五；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税百分之二点五；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税百分之四；每人分田收谷十担的，收税百分之五点五；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的，收税百分之七；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的，收税百分之八点五；以后每加谷一担收土地税百分之一点五。”［5］P380-381对于征收的土地税的使用，“按照比分配于各级苏维埃：百分之五十归乡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区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县苏维埃，百分之十归省苏维埃。”［5］P381这一税率比较合理，深受农民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