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的沉沦与飞升
《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是贾平凹最近出版发表的一部长篇新作，讲的是一个叫带灯的乡村漂亮女干部的故事。这部小说，就情节组织和人物形塑而论，无甚独特和突出之处；其在叙述语调及语言风格上也看似琐碎而笨拙；但若放在贾平凹小说创作的脉络上来看，却是一个新变和突破。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有自己一向稳定的风格，但不为其所限，流风余韵所及，每每有新的拓展和发挥。其自从创作以来，风格几经变化，显示出贾平凹文学创作上的锐意进取精神和潜能上的巨大力量。时隔长篇巨制《古炉》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又一部长篇力作《带灯》问世，并有新的气象显现，这在当代作家中，实为不易，为世人所难及。贾平凹的小说探索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学中“可持续发展”的一面。
一、上访之“真”
关于这篇小说，可以谈论的地方很多。首先让人诧异的是题材上的出新。小说涉及到上访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这在贾平凹的创作中，尚属少见。涉足上访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较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柯云路的《新星》，近几年来也有不少作品出现，如《无路之路》（李乃庆，群众出版社，2010）、《信访办主任》（张育新，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上访村谜语》（薪薪，作家出版社，2012）等等；之前又有刘震云的长篇《我不是潘金莲》（2012）问世。刘震云笔下的上访，只是提供了主人公李雪莲为解决或表达人生困惑的途径和逻辑链条。上访在李雪莲眼中并不仅仅是上访，而是表达对人生荒谬的某种抗争。与刘震云从象征的角度写上访不同的是，贾平凹采取了写实的笔法，小说中的上访，是以一种略带自然呈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种看似不带感情色彩的呈现，因而也更给人一种混沌的真实感。这与前面几部要么从揭露上访的艰辛悲壮，或者官场的混沌黑暗入手写作上访也不尽一致，也并非那种从精神不正常的角度去任意上访者，这是一部乡镇负责上访的综治办干部带灯眼中的上访实录。而说这是一种自然呈现，是因为带灯的那种超然的态度。她不是本地人，她也无意融入其中，她有文化，她是乡村的知识分子，故而始终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去看取这一世界，这既不是一种批判的眼光，也不是认同，而是一种边缘立场和态度上的自觉。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场，就有了混杂着多重感情因素的悲愤、同情和无奈：既哀其不幸，又愤其无行；既恪守乡镇干部的职责，又对这种责任深恶痛绝。如果说，文学的价值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距离简单和粗浅之远近的话，那么《带灯》的意义正在于呈现了一个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各类媒体所叙述和塑造，也不同于学术研究中的枯燥冰冷的描述之外的另一种别样丰富的景象。
而也正是这种超然的不含批判的视角，某种程度上泄露了作者/叙述者的意图，即借带灯之口表达了对上访现象的客观而独特的思考。小说以带灯这样一个女子的视角思考了中国乡镇中上访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前不法治的时候，老百姓过日子，村子里就有庙，有祠堂，有仁义礼智信，再往后，又有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老百姓是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可倒也社会安宁。现在讲究起法治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带灯）这种立论的逻辑似乎是，专制和真正的法制社会都不会有上访的发生，只有那些司法制度不完善的社会，才会滋生上访的不断涌现。虽然说，这种从法制与上访之间关系的角度立论确实是切中要害，但事实上并不见得有多少新意。因为显然，上访现象的出现并不能溯源于司法制度的不完善，虽然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也曾催生了上访现象的增多。这里面涉及的是源和流的区别。上访问题的频发可以从法制的层面加以解决，但并不能根治。法制的层面涉及的是治理和治理术，而上访的内在层面却应该是伦理和公平问题，是人民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当家作主的问题。
随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维稳和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上访作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被适时凸显和放大。在西方，可以以法律的程序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却只能以一种介于法律和政府行为之间的方式加以解决，就此而言，上访这一现象确实是中国特色。但这又是古代的审判制度同现代中国的权力结构结合下的产物。上访体现的是一种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从天而降解决民意的思想，故而上访者的逻辑是，一直往上告，直到最高等级权力的介入。小说中，带灯被十三个乡村妇女作为“菩萨”，柯云路的《新星》中李向南被视为“李青天”，即可以看出这点。另一方面，就像《新星》等小说所显示的那样，信访又是沟通官民隔阂的一个通道和打破科层制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这又是现代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一种体现。上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问题，自有其历史现实的原因，而对其的根治也有赖于一种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的完善。贾平凹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上访现象的看似客观的呈现，正表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和态度的犹豫不决。他既对上访现象的复杂混沌举棋不定，又认识不到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不仅仅关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否。
二、苍老之意
虽然《带灯》写了信访这样一个题材领域，但对贾平凹而言，关键却不在于信访/上访本身。贾平凹无意借带灯这一人物形象来深入探讨信访及其涉及的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恰如小说名《带灯》所显示的，“带灯”这一人物才是小说的关键。带灯原名萤，其取名带灯源于突然顿悟萤火虫“自行带了一盏小灯”之意，因而带灯就有了自我完满和自足，以及自己照亮自己的意味。如若再去联系带灯的工作环境，这一寓意就更为明显。
带灯在乡镇综治办工作，因而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也最为有深刻的体会，但她并不为识见所左右。上访者们既有可悲可叹处，也有蝇营苟且的一面，正所谓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日日面对的是一个最为混沌也最为真实的社会面向，她身处其间，但又不愿沉溺下去。她对自身的身份位置也有清醒的认识，她既清高，也很世俗；她知道自己的指责所在，但又常常为自己的好恶所左右；她想时刻保持一种清醒，“带灯”这种自我圆满之意正表明她的一种态度。但她也知道，这种个人的自足其实是微不足道且十分微弱的，她只能把自己的希望编织在对永远缺席的元天亮的倾述中，故而面向虚空的倾述往往成为她获得自我平衡和圆满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永远无法抵挡的圆满，是对自己的逃避和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