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也有司法考试
江苏考场的考题难度颇大，法学通论题为“司法部对于下级审检厅之训令，是否为法律解释，其与大理院（最高法院）之统一解释法律权之异同何在，试说明之”
民国肇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高瞻远瞩，要求“所有司法人员，必须是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充任。”1913年，梁启超走马上任司法总长。六大司法施政方案，首推厉行考试，以免幸进。
斯时，法治热潮勃兴，司法理念剧变。往昔天经地义的司法与行政不分，地方长官兼理司法体制，日趋落伍。而法政教育，在科举废除后，一枝独秀，呈现爆炸式增长之势，为法官考选提供庞大人才资源。1912年到1925年，法政学校占全国高等学院四成左右，在校生比重更高达半数以上。
1915年6月，《修正暂行法院编制法》出炉，明确规定推事（法官旧称）及检察官，需经考试合格，方可任用。此后，举办正式司法官考试5次，举凡考试资格、内容及程序，影响深远。
《司法官考试令》规定应试人员资格积极与消极要件，“海归”经司法官再试典试委员会过半数之议决，可免试录取。但犯有五等以上有期徒刑，禁治产或准禁治产宣告之人及破产人员，则不得应试。为了慎重起见，考生须有当地司法官或文官，担当出保人作保。
司法官考试分为甄录试、初试与再试。通过上一关者，方可进入下一关。首关为笔试，考察国文及法学通论。初试环节，笔试考察科目有宪法、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国际私法十科。口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五科。再试环节，笔试以诉讼案件为题，考生详述案件事实及理由，拟具判词作答。
以第三次司法官考试为例，1919年7月底，司法考试连考两天。京师考场，甄录试国文试题分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论”，“孟子论皋陶执法张释之论犯跸，是否合于法治国之法意，试评论之”；法学通论题为“问法学用语者有仅称为法者、有称为法律者、有称为法典者、有称为法规者，其意义若何有无区别”，“英国法系认判决例有法律之效力、大陆法系以判决例为法律之渊源，试论其得失”。江苏考场则重视现实问题，国文题为“拟声明领事裁判权于中国有害、于外国无利，提出国际联盟理由书”，法学通论题为“司法部对于下级审检厅之训令，是否为法律解释，其与大理院（最高法院）之统一解释法律权之异同何在，试说明之”。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当年8月，北京考场举行初试。每科两道问题，如宪法题：人民之自由权是否得以命令加以限制；论统治权之本质及其作用。民法题，法律行为之无效及撤销之原因如何。行政法题，题题抢眼。官吏对于上官之命令是否有绝对服从之义务；关于出版之立法有预防主义及镇压主义之区别，试说明大意并论二者之得失。
司法考试70分以上合格考生，可凭券半价乘火车，进京口试。考生解释法令、分析案例，须随问随答，不留思考余地。非反应敏捷，口才流利，难以过关。遴选司法官，尚有不成文规定，五官不正、形象猥琐者，一概摒之门外。最终录取70分以上合格者189人，全部送入司法讲习所，进行为期两年专业学习深造。录取率十分之一，过五关斩六将的幸运儿，期满再试合格，方能成为候补推检，实习获任。北洋时代，通过正规考试的法官，占全体司法官总数半壁江山。陈瑾昆先生有言：“现章司法官，均严行考试。此为司法界之特色。司法界人才，较他界整齐，当推此为唯一原因。此种良美制度，固别无置议之余地。”大理院院长董康慨叹：“吾国法官以操守言，入学伊始，讲师以法律提撕惕励，学成而仕，复经法定之资格。其出处自异恒流。历年以贿闻者，较行政官犹一与百之比例也，当亦舆论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