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均衡汇率的再估算
摘 要 当中国经济总量可以和美国相比拟时，包括汇率决定理论在内的某些傳统理论可能面临挑战。本文着重考虑了中国出口对于国际商品价格乃至美元购买力的影响，构建了一个两国DSGE模型，来重新估算当前中美两大经济体共存环境下中国的均衡汇率。研究发现，2011年以前我国均衡汇率在大部分时期存在正向偏离，即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峰值出现在2005年的正偏离16%。从2011年末开始，人民币均衡汇率出现负向偏离并持续至今，名义汇率存在贬值压力，该负向偏离时点早于以往的研究。本文认为，如果忽视中国出口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可能使得人民币高估。
关键词 均衡汇率 DSGE 两国集团
一、引 言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照现价美元折算，中国大陆2014年GDP已达10.48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GDP“超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12.24万亿美元）约为美国（19.39万亿美元）的六成，是第三名日本（4.87万亿美元）的2.5倍。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数据折算，2014—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4年高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从未出现过的格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总量曾一度接近过美国的70%，但彼时苏美冷战，全球割裂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之间不可能出现经济关系密切的“两国集团”;而日本即便在经济最繁盛时，若剔除汇率高估因素，其经济总量仍只有没有经总量的50%左右，与美国实际差距较大。，即出现了一个与美国经济等量齐观、经济往来密切的超级经济体。早先，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便已提出“两国集团”（Group 2）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美之间特殊的经济关系。
在两超级经济体的现实环境下，一些国际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可能被改写，部分原本已经深入人心的理论可能被颠覆，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便是汇率决定理论。在经典的汇率决定理论中，全球经济被分为一个超级经济体（美国）和若干小国经济，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是如此之小，以致无法影响国际价格和世界利率，只能被动接受。因此，对于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研究都采用所谓的“小国开放经济”。应该说，在美国经济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里，这一基本假设是成立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总量可以和美国相比拟时，如果再沿用“小国开放经济”模型来讨论中国的汇率问题则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膨胀，中国对国际商品价格走势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已到不容忽视的地步。一个直观感受是，“中国大量买什么，什么就可能涨价;中国大量卖什么，什么就可能跌价”。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强劲的内部需求使得中国铁矿石的进口量在2008到2014年间增长了110.23%，同期国际铁矿石价格也上升了58.18%;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了钢铁等行业的去产能，铁矿石需求下降，进口量在2014至2017年间下降了15.32%，同期国际铁矿石的价格也下降了27.1%。我国钢材出口对国际钢材价格的影响要小于中国铁矿石进口对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影响，但也存在国际钢铁价格随着中国钢材出口量迅速增加而下降的情况。
直觉上，在两国集团的新世界经济格局下，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中国大量的出口会压低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商品价格，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一种通缩效应，提升美元国际购买力，相当于美元升值;反之，中国大量的进口会拉高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商品价格，产生相当于美元贬值的通胀效应。这样，和从国际收支角度的汇率影响因素一起，形成一对影响中国汇率走势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中国贸易顺差可能带来国际收支的顺差，会对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但另一方面，中国大量出口在国外商品上可能产生通缩效应，又会推动美元升值。中国实际汇率走势其实是这一对作用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即便是考虑如今中美贸易战下汇率的走势，也应当共同考虑这对作用力。本文认为，如果忽视了中国出口在国外商品上的通缩效应，可能使得人民币币值长期被高估而偏离均衡，积累贬值压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小国开放模型的修修补补中探讨中国的汇率问题，即使部分采用了两国模型，也并未着重从商品出口的通缩效应考虑对汇率的作用力影响。这也合情合理，毕竟“两国集团”共存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内以往未曾出现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国DSGE模型，在理性预期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各国出口在国外商品上形成的通缩效应，得到均衡状态下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估算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均衡汇率，为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选用DSGE方法，可以减少在模型设计、解释变量选取等方面的主观设定，更有效地抵御“卢卡斯批评”。和以往大部分估算均衡汇率的DSGE模型相比，本文有以下不同：一是采用两国模型估计两大国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汇率水平，避免仍将中国置于小国开放经济中进行研究，继而仅得到局部均衡下的结论;二是为了研究出口商品带来的通缩效应，弥补了孙国峰和孙碧波（2013）等研究不区分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缺陷，并且认为两国居民对进口商品的偏好、消费品中可贸易品所占比重以及政府出口补贴等均存在差异;三是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可观测变量估算了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均衡实际汇率水平。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均衡汇率概念界定
随着全球化趋势加深，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经济体不仅要关注自身内部的均衡，也要关注外部的均衡，并且内外部均衡往往是相互影响的。央行行长易纲2018年多次指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如果汇率长期偏离均衡，不仅会给经济主体带来福利损失，也会遭受国际间的指责。虽然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算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困难、颇具争议的研究领域，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自发形成合理稳定的均衡汇率（陈卫东和谢峰，2018），因此，科学测算均衡汇率水平是必要的，是中央银行合理进行汇率调控决策、反驳汇率操控等无端指责的前提。和利率类似，汇率作为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也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分。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指被直接公布、使用的表示两国货币之间比价关系的汇率。实际汇率则更多被研究学者用到，指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剔除国内外价格水平差异之后的两国货币相对价格，也即以同一种货币表示的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其数学表达式下式是指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汇率，间接标价法下的外部实际汇率公式为RER=P/SP*。为RER=SP*/P，其中，S为本国货币的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 P为本国价格水平， P*为外国价格水平。如果可以获得本国和外国的价格水平，那么实际汇率可以从名义汇率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