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趋势性的回落和周期性下滑的阶段，各类宏观总体指标下滑较为明显。与此同时，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使低迷中存在繁荣，转型中存在新的生机和新的动力，回落中触底迹象开始出现。
【关键词】 新常态 宏观经济 触底反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六大特征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仅全面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攻坚期，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这些特征和问题将决定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宏观经济运行的轨迹。
特征一：中国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已步入新的阶段。2015年上半年全国GDP增速回落，仅为7.0%，东北和西部部分区域，比如吉林、辽宁、黑龙江、山西、海南和新疆等地的实际GDP增速分别为5.8%、1.9%、4.8%、2.5%、4.7%和6.9%，出现了较快的回落。与此同时，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所带来的需求不足，开始全面显化，这说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需要不断深化。防止需求过度回落带来的经济局部坍陷和局部风险的扩散依然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之一。
特征二：企业利润空间快速收缩，工业领域的通货紧缩问题向深层次迈进。从1-5月份的数据来看，虽然工业在第二季度有所反弹，但依然呈现底部运行的态势，这种变化充分说明工业领域持续低迷已经步入新的阶段。持续的工业萧条和过高的企业债务导致部分企业步入“盈亏”与“倒闭”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在总需求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内生性收缩等因素的作用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走低，CPI持续回落，远远低于目标价格水平，这表明与全社会最终商品及服务相对应的总体价格水平已经进入通缩状态。
特征三：宏观经济政策失灵问题较为严重。地方懒政与庸政现象常态化，传统权贵阶层和利益群体在大改革与大整顿中受到全面冲击。这种常态化与实体经济的收益下滑、体制调整等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失灵——财政政策名义积极，但实质紧缩；产业政策名义扩张，但迟迟难以到位；货币政策名义稳健，但实质紧缩。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步入到“攻坚期”，要求我们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哲学思想、理论框架以及操作工具做出大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不仅要有利于提升调控短期波动的效率，同时也要有利于缓和中长期潜在水平回落的幅度。
特征四：中国债务风险开始蔓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除了政府的债务率水平过快的增长，还有企业债务率增长过猛，并大大超过90%的警戒线。对于政府而言，这种负担将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困局，甚至基层政府出现支付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将会增加企业成本，加重企业负担，进而使企业信用违约事件增多。2014年以前，公募债券一直未出现过利息、本金实质违约的案例。但2015年出现了变化，“ST湘鄂债”成为国内首例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本金违约债券，“天威债”成为首只国有企业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违约债券。
特征五：房地产调整速度比预期要快，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对基层县域经济的冲击比预期要大，但在3月份以来房地产新政的调节下，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提前到来。下半年房地产复苏的速度左右着中国本轮触底反弹的时点和反弹的模式。
特征六：世界经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依然超乎经济主体的预期。世界各国“投资增速超调”和“贸易增速超调”等现象，依然在向深度蔓延。这决定了中国2015年出现的投资增速的回落、外贸的低迷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扬等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结构性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的一部分。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势和周期轮转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和转型的核心力量。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个别政策定位存在偏误
未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问题的恶化随时可能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值得警示性的风险在于：一是，名义GDP增速仅为5.6%；二是，GDP平减指数持续两个季度为负；三是，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局部区域名义GDP增速为负，财政增速为负；四是，包括钢铁在内的部分行业大面积亏损。导致这种超预期状况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使很多战略和政策定位出现系统性的偏误。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过于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中长期趋势性因素之上，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潜在增速下滑的产物，因此在政策定位上过分采取自然主义，认为只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地向一个先验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地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忽视了中长期的趋势变化在本质上依然是短期的叠加的产物，潜在增速的变化不仅与人口等参数有关，更与我们短期失业的控制、投资领域的选择、有效需求水平的调控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即萨伊定律逆否命题，该命题说明的是，只要需求不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它必定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金融效率的弱化以及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无关的、先验的标杆。2008-2012年和2012-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就是两个在过度能动主义和无为主义之间摇摆的案列。这6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过度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滑和结构性改革转变，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完全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反而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
第二，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版图的重构和社会改革的重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从而高估了传统框架中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效果。事实上，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微刺激”常态化，但其效果却处于强烈的递减区域，地方政府在政治新常态的作用下庸政、懒政和怠政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增长的传统发动机基本熄火，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失去了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