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初，沈从文开始正式任吴淞中国公学讲师，开设的课目有《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小说家沈从文从此登上大学讲坛，他到中国公学担任讲师，是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推荐和提携。那时，小说家在大学谋一教职，并不像当今作家到高校当教授那样普遍。
还是这个9月。沈从文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所备资料足供一节课使用。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而此次讲课的报酬，却只有六块钱!
多年以后，沈从文回忆他第一次上课时的情形：“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互相在沉默中受窘。在勉强中说了约廿分钟空话，要同学不要做抄来抄去的‘八股论文’，旧的考博学鸿辞，学王褒《圣主得贤臣论赋》无用，《汉高祖斩丁公论》也无用。新的什么用处也不多，求不做文抄公，第一学叙事。末尾还是学叙事，才能谈写作……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轰下讲台!”
沈从文第一次在大学讲台上授课，非常紧张，一看到台下众多学生好奇的眼神，以至于准备好的课无从讲起。大脑中一片空白。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外国语文学系刚上大二的女生来旁听，名叫张兆和。见沈从文如此狼狈，她竟不敢抬头再看这位年轻的老师。
人生永远无法预料，沈从文就这样开始了教书生涯。教师也无法预料会遇到怎样的学生。沈从文在他执教的第一堂课上，他无法预料，在这个远离上海繁华市区的学校里，他会爱上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他更无法预料，在这个大学里，他会遇到后来成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他只能感慨：生命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公学的老师沈从文有一个才华不凡的学生吴晗
生活中始终有一些巧合，耐人寻味。中国公学时期的张兆和，出身世家。合肥张家声名显赫，后张家移居苏州。张家四姐妹是大家闺秀，才华、容貌出众。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经常拿第一。张允和后来回忆说：“很多人追求我们三妹，沈从文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沈从文初到中国公学担任讲师，是由上海暨南大学政治学教师时绍瀛(潘光旦的同学)介绍的，当时他还在暨南大学兼任《中国小说史》的讲师。
1929年10月18日，沈从文参加吴淞中国公学学生举办的晚会，学生鼓掌请沈从文演讲。目前没有发现资料证明吴晗也在场。但1929年秋到1930年夏。这一学年，沈从文和吴晗同在中国公学，一个是中文系的讲师，一个是社会历史系的学生。沈从文在此期间，经常帮助学生和文学青年修改习作，推荐发表。他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在文学和学术上有追求的学生，吴晗、罗尔纲、何其芳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抗战期间，沈从文和吴晗都到过大后方昆明，有一段时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沈从文在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吴晗在联大历史系教明史。两人的生活交往圈子有交叉，也有不同，沈从文多和杨振声、朱自清等文艺圈中人士交往，一度和战国策派学者交往密切。而吴晗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和闻一多一起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潘光旦、闻一多、沈从文、吴晗等人协助昆明地方人士办建国中学，潘光旦教优生学，沈从文教现代文学，吴晗教历史，张兆和教英语。1945年冬，闻一多和吴晗专程到呈贡沈从文家，动员沈加人中国民主同盟。由于对党派政治反感，沈从文不肯参加。
沈从文不参加任何党派，这是他的清醒之处。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和时局。“一二・一惨案”爆发后，沈从文多次参加联大的抗议活动。1946年3月17日，沈从文参加为“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举行的送葬游行和公葬仪式。这一天，吴晗也参加了四烈士殡葬游行和公墓典礼，并在墓前发表演讲。3月，沈从文撰写了时评《我们要个第四党》，反映他对现实政党政治的不信任，希望由非党专家形成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找到和平途径。这篇文章被当局禁止发表。沈从文和吴晗在反对一党独裁和内战上，立场是一致的。
1949年，春风得意的吴晗和自杀未遂的沈从文谈话
1949年，沈从文被时代的风暴分裂为两段，上半生是小说家，下半生是文博专家。自杀未遂后的沈从文离开了北大，他的教书生涯终结，到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抄写文物标签的小公务员。不少昔日的学生、朋友似乎把他遗忘了。在沈从文痛苦的转变过程中，吴晗作为老友曾和他谈过话，劝说他，开导他。
1949年4月5日，《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和《进步日报》。第二天，沈从文在病床上写下一篇很长的日记，他感叹：“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将登上文艺界权力顶峰的郭沫若。1948年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在香港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贴上了“桃红色”作家的标签――“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8年年底，沈从文执教的北京大学贴出了《斥反动文艺》大字报，沈从文的精神陷入惶惑之中。在外界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1949年1月，沈从文精神逐渐失常。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请沈从文到郊外的清华园居住，以此缓解他内心的压力和紧绷的神经，张奚若和他谈话，打掉沈从文过多的忧虑和多疑。
可是，亲友的帮助没能消除他心中的绝望。沈从文在夫人张兆和写给自己的信中喃喃自语地眉批：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沈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小妈妈(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昵称)，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当亲朋好友欢天喜地地奔赴光明时，沈从文却陷入绝望的黑暗之中。1949年4月2日，张兆和致好友信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大严重，即可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沈从文自杀未遂的消息，在朋友中引起震动。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之后，将他追求新生的努力和“决心向人们中间走的意思”，向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说了，此时，从解放区返回北平的吴晗参加接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4月8日，杨刚致信沈从文说：“他们早想请一个人和你谈谈，请你不要过分痛苦。以致糟蹋了身体。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和你熟悉、真能了解你的人和你谈，所以就耽误下 来了。今天见到沙可夫(艺术教育家，时领导全国文联的筹建工作)，他说已经决定请吴晗和你谈。他(吴晗)在最近两三天就会去看你。他会和你商量一切。”
吴晗和沈从文的谈话详情不得而知，但从杨刚给沈从文的信中，可以猜测到，吴晗对沈从文所说的，大致和杨刚的信中所说类似：“你既然决心向人群里走，既然出生人死地要否定过去，从头再来，那么，请你认定身体还是最要紧的……精神的转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能经由痛苦而从头检讨自己，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反而是最好的……我和许多朋友都相信你最终属于人民。”
几十年后张兆和都忘不了“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沈从文的脖子上从此留下了“刀割的痕迹”。这可看成大时代生死抉择留下的痕迹，惊心动魄的“思想战争”的见证。在1949年9月的阳光下，当他病情好转时，他写过一首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表明他开始接受现实，从崩溃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他回忆起了过去美好的一幕幕：
看到吴淞操坪中秋天来那一片在微风中动摇的波斯菊；青岛太平�小小马尾松，黄紫野花烂漫有小兔跳跃，崂山前小女孩恰如一个翠翠：达子营枣树下大片阳光，《边城》第一行如何下笔；凡事都在眼底鲜明映照……
一个在黑暗的死神之门口走过一遭的人，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最终属于人民”的沈从文，放弃了作家的身份，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馆员。
历史博物馆的馆员沈从文参加接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得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都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在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1951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沈从文的失意和寂寞，似乎对应了吴晗的春风得意。1949年的吴晗，因参加政治，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学者难以企及的荣耀。1月14日，毛泽东给吴晗写信，表示同意吴晗的入党请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通知面告”。北京和平解放后，吴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他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华大学。接着，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4月吴晗当选为全国青联秘书长：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11月，吴晗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不愿从政，只想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可是，他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新的时代召唤着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信任他。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吴晗欣然接受了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分管文教卫生工作。
1957年3月，吴晗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刘仁、张友渔。沈从文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沈从文逐渐适应了社会进步，他的确感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清除了内战、帝国主义、饥饿和鸦片，一些颂扬新社会的文章也多是在这时写成的。但沈从文的热情毕竟有限，当他的朋友丁西林和张奚若动员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他却说“没兴趣”，远离了政治。不过，据萧乾回忆，沈从文一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拔白旗”、“反右”、“向党交心”等政治活动中，有人动员沈从文发言，他一概三缄其口。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一度在天安门城楼当解说员。据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回忆，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有一回，历史博物馆接到北京市委通知，说领导带人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
沈从文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状就躲开了。事后馆里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吴晗以前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现在学生做了高官，见面若是对他恭敬或觉尴尬。他不想为难学生。1949年前后，沈从文的一些朋友和学生的变化，在他心理上形成落差，这种微妙的刺激，使文弱的沈从文难以适应，他不会像有的人在新时代面前，长袖善舞，冲到前台。即使在历史博物馆里，沈从文在领导眼中，也是落后分子，有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吴晗被迫害致死，沈从文老年感慨
吴晗是研究明史的学者，虽然洞察历史上朝代的更替，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绝对不会预测到以后残酷的政治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污蔑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替庐山会议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11月底，《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批评文章。黑云压城，12月底，吴晗被迫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面在史料和观点上对姚文元进行驳斥，一面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沈从文关注到报纸上的批吴晗的文章。
1965年12月10日，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说：“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举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
吴晗是沈从文昔日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为北京市副市长，却遭到猛烈的批判，沈从文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1949年之后的“反右”等政治运动，让他具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敏感。因此他不无忧虑地说：“我近来搞的一行。一切从实际出发，且突破了一般弄文物和艺术旧框子，对生产和教学都还有用。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
有一篇文章说，沈从文从报纸上读到姚文元的文章以后，只说了一句话：“吴晗命在旦夕。”
沈从文从报纸上看到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立即预测到吴晗的危险境地是可能的，但做出“吴晗命在旦夕”的判断。似乎不大可能。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前夕。
1966年5月7日，沈从文致信程应缪(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这几月报刊对吴晗的批评日益深入，范围之广，火力之集中，均为解放以来第一回出现。近日已提到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并列。又闻北大则正起始在展览翦伯赞材料，大致不久将在报刊上公开。彼素来以马列史学权威自居，骄傲不可一世，今之展开批评，加以清算，是意中事，非意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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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翦伯赞被批评的态度值得深思。他一语道出了1949年之后，学术界、文化界批评与被批评的诡异。风向转变往往在一瞬间。
夏衍“文革”时身陷囹圄，孤愤之余，写下了言近旨远的《整人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此诗原系清代《剃头歌》转化而来。几十年来。诚如上面这首打油诗所形容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政治介入文坛之后，类似这种互相整治、冤冤相报的事例不胜枚举。
1969年10月10日，吴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吴晗逝世一个多月之后，11月18日，历史博物馆决定将沈从文等老弱病十八人下放咸宁五七干校。那是一次被放逐的风雪之旅。“车上座位且已为人坐满。我于是和陪送的大孩子(沈龙朱)坐在车厢的地面上。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只好于岁暮严寒雨雪霏微中，蹲在接待站前空坪里，等待发落。”咸宁五七干校的成员多是从文化部下放的老年人，沈从文和同伴一起，拾柴火。挑水，挑尿，种菜，下厨，不管是部长、副部长还是专家权威，一律动手。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9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吴晗、袁震夫妇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就在这一年，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的沈从文长子沈龙朱获得平反。
沈从文于1988年5月10日离开人世。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之后多次提起，如果那年沈从文没有逝世，他会获得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晚年的时候，沈从文曾接受英国BBC的采访：我这一辈子，只相信智慧，从不相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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