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中接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 1948年春，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均已岌岌可危。这时，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被免职闲居在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陈仪，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的电报，传蒋介石之命，邀他去南京面谈。陈仪到达南京后的第二天，就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见。
蒋介石开门见山，提出要陈仪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我在台湾渎职，受到撤职查办，罪责没有消除，羞见故乡父老。同时年近古稀，心力交瘁，没有余力报效党国，恳请收回成命！”陈仪没有多加考虑，便婉言谢绝。
“不要再提台湾的事了，这责任不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蒋介石安慰说。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目前的形势严重，还要借重公洽（陈仪字）。”
“老朋友了，还是助一臂之力，共渡难关吧！”宋美龄也在一旁劝说。
这次见面，并没有就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事作出定论。
不久，蒋经国前来拜访陈仪，意味深长地说：“你的资望高，如果不去浙江，恐怕会引起朋友们的议论。”似乎，陈仪若不就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就将引起人们的议论。话中已经包含了几分威胁的味道。
陈仪终于拗不过蒋介石的意旨。6月2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正式任命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陈仪对浙江这片土地和人民满怀深情。因为他就出生于浙江绍兴，早年还曾主政过浙江。
他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建设特别欣赏，上任后他责成省设计参考委员会以苏联几个五年计划和东欧的建设计划为样本，负责起草了《浙江十年建设计划》。
陈仪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乱捕、乱杀行为。这年11月，省保安司令部的警保处长毛森，从富阳地区抓了一百多名“嫌疑犯”，要求陈仪批准将他们一律枪毙。
“既是嫌疑犯，如何就可枪决？”陈仪冷冷地说。他提笔批示：“一律送政治犯反省院。”
“至少有重大嫌疑的二三十人要枪决。”毛森讨价还价。
“照我的指示办！我负责！”陈仪毅然命令道。
随着南京政府的危机四起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陈仪的思想日益倾向中共。
1949年元旦，浙江省政府举行新年团拜，陈仪致新年贺词时一语双关地说：“新年开始，我们要去旧迎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愈讲愈激动，最后又强调说：“新的总比旧的好！新的一定代替旧的。”听的人都为他捏一把汗。
下定反蒋决心，与中共达成口头协定
陈仪主政浙江后，在各种场合所表达的接近人民、倾向革命的心声，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他开始同反蒋的各种力量秘密联络。
1948年9月，他接见了民革主席李济深从香港派来的秘密使者郑文尉，开始谈到策反汤恩伯的问题。他很有信心地对郑文尉说：“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
中秋佳节的晚上，陈仪与秘密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总干事陈铭枢饮酒赏月。没有外人，只有女儿文瑛作陪。
“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仪感慨地对陈铭枢说。
“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陈铭枢因势利导。
陈仪还再三询问陈铭枢，跟随自己多年的下属胡邦宪（即胡允恭）是不是共产党员？能不能代表共产党？陈虽知胡为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只能回答说：“我想他应该是吧。”陈铭枢还挥毫为陈仪作书，以谭嗣同名诗“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相赠。
陈仪当着皎洁的明月，郑重地下定了反蒋的决心。
另一股更为巨大、深沉的力量，把陈仪推向革命。
中共上海、福建的地下组织，联合决定，由中共中央军委派驻上海人员吴克坚领导，由胡邦宪直接出面，同陈仪进行关于起义的秘密谈判。
胡邦宪又名胡允恭，是一位1923年入党的老党员，早期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陈仪的旧属和老朋友。陈仪在谈判中的态度十分明朗，最后与中共方面达成一系列口头协定。
既然起义的决心已定，陈仪于1949年新年之后，即开始加紧对汤恩伯的策反工作。
秘密策反汤恩伯
陈仪与汤恩伯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在汤恩伯的人生道路上，曾经不断得到陈仪的帮助和扶持，汤视陈为恩师和义父。有人说，汤恩伯把原来“克勤”的名字改为“恩伯”，就是为了纪念陈仪对他的恩情。
另一方面，陈仪从与汤恩伯的交往中，也发现他有许多对蒋介石不满的言论，存在着反蒋情绪。
于是，1949年1月27日，陈仪亲笔写下关于起义的五项条件和八项准备要求，嘱外甥丁名楠面交汤恩伯。这些内容，没有抬头、落款和标题，写在不大的纸片上。
丁名楠于27日由杭赴沪；28日，即旧历除夕，在汤恩伯家中，受到汤的单独接见。丁说明来意，将陈仪亲拟的起义条件及要点交给汤。汤恩伯表示，在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时机尚未成熟，不日将亲去杭州与陈面谈。正月初一，丁名楠在零星的爆竹声中返回杭州。
次日，丁名楠向陈仪报告了上海之行的情况。陈仪复草成一函，介绍中共人士胡邦宪与汤见面，嘱丁再交汤恩伯。根据后由台湾当局公布出来的手迹，原文为：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仪手启。
一月卅日夜。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名楠以秘书名义。
汤恩伯恩将仇报，蒋介石授权处理
汤恩伯先后两次接到由丁名楠送来的陈仪策反书信后，表面上不动声色，可暗地里却惊慌失措，胆战心惊。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严峻关口，他害怕了，退缩了。
汤恩伯首先非常神秘地把陈仪策反的事，告诉了特务头子、已经调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毛森。
“有这样的事吗？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毛森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
“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汤恩伯肯定地说。
“我想，这可能是一时的气话。”毛森深知陈、汤之间形同父子的关系，故意进一步试探。
“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与我较少晤谈，不久他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汤恩伯如是解释。
在汤恩伯向毛森打了招呼之后，毛森指挥特务，加强了对丁名楠的住地和陈仪在上海的志安坊寓所的监视；并借委任丁为秘书事，直接盘查丁名楠。
紧接着，汤恩伯与毛森共同策划了向蒋介石密告陈仪的行动。
“我现在是忠孝不能两全了，此事关系重大，不能私了，只有向总裁如实报告。”汤恩伯对毛森说。
毛森遂向汤推荐前任军统局长、闲住上海的毛人凤前往奉化，去向蒋介石报告。
蒋听了毛人凤的报告后，吩咐“善待陈仪，好好看护”，并要汤恩伯前去面谈。
汤去奉化后，蒋介石征询他对陈仪案的意见。汤说：
“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意见为意见。不过，职与陈先生的关系，素为领袖所深知，在不妨碍领袖与政府的威信之下，要求保全其生命，由职奉养天年。”
蒋介石遂授予汤恩伯以处理陈案之全权。
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在侦知汤背叛陈仪后，立刻通过胡邦宪告诉陈仪：“汤已背叛，你应速从览桥机场乘飞机离杭，只要飞机一过江，安全完全由我方负责。”可惜陈仪过分相信了自己对汤恩伯的认识，说：“对于共产党的关怀，我非常感谢；但是中共不了解我与恩伯的关系，请转告中共，绝无此事。”
此后，胡邦宪曾再次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忠告陈仪：“只要你飞过江，我们可保证你的安全。如不听劝，很可能会遭毒手，后悔也无法挽救了。”
可是，陈仪太固执了，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他的固执致使其铸成大错，并为此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身陷囹圄，心平如镜
1949年2月17日，沪、杭各大报纸，同时登出浙江省政府改组，由周�接替陈仪任省政府主席的消息。陈仪于2月21日，向他的晚辈、继任者周�办理完交接手续，便驱车开往上海安志坊寓所。
23日上午，毛森率刑事处长郑庭显和三十余名特务，闯进陈宅。他们将副官王占周随身佩带的手枪缴下，并将王和勤务兵扣押。
“请告诉陈主席，毛森来拜见。”毛森令保姆上楼请陈仪出见。
陈仪默不作声，下楼相见。
“陈主席，目前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毛森的脸阴森可怕。
陈仪的脸上现出了愤怒的表情，但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沉默来表示抗议。
毛森留下一批特务，将陈宅内外严密监视，日夜值班。他自己则虚伪地向陈仪深深一鞠躬，告辞而去。
27日下午，陈仪被转押衢州。在离家走上囚车时，他对妻女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我相信，我去后亲戚故旧是会照应你们的，你们要好好生活。”说罢登车，不再回首。
在衢州，陈仪被羁押在汤恩伯公馆中。他住楼上东面第一间，第二间为书房，中间是客厅。大门处有警卫站岗，楼下有特务监视，连电话、通信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
这是一种特殊的监禁：态度上客客气气，但又不允许和任何人接触。陈仪对这种处境泰然处之，整日读书、作诗，有时与女儿通通长途电话。他觉得这种生活，“正可安静读书，自得其乐”。
3月15日，在他被羁押衢州半个月的时候，他将留了三十七年的胡子剃了，作为这次意外遭遇的“一个永久的纪念”。他在家信中说：“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涓之贡献。”
3月下旬，陈仪的女儿文瑛获准到衢州看望父亲。
“他们为什么软禁我！他们没有这个权力！”这是将军见到女儿后的第一句话。
文瑛给陈仪带去了汤恩伯告密的确实消息。
何应钦曾经接见文瑛，告诉她：“你父亲真是个老实人，怎么会和汤恩伯搞在一起，他把你父亲给他的字条报告给了蒋介石，还到处拿给别人看。”
陈仪听了女儿的叙述，淡淡地说：“啊，真的如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谈汤恩伯了。”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认真而深沉地说：“我自身不慎，信人太过，遭了暗算，唯一顾虑，不要再害了朋友。”
囚禁中的陈仪，对个人的安危，镇定自若；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则寄予了热烈的希望。他从报纸上读到张治中率代表团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后，很有感触地说：“假使我当政的话，别人比我治理得好，我一定自己去北平谈判。只要有诚意，共产党是会接受的。”
一天，他忽然问女儿：“将来共产党胜利后，国旗一定要改的，你想想用什么图案好？”
“我没有想过。”文瑛惊讶地望着父亲。
“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国旗上应当有个‘众’字。”陈仪别出心裁地谈出了自己对新国旗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虽然没有对新中国的国旗设计发生影响，但是它道出了将军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一片真情和热心。
4月9日，文瑛在陈仪处住了两周之后，动身返沪。陈仪把女儿一直送到大门口，眼中闪动着泪光，低声嘱咐：“安心住在上海，等待解放。”
转押台湾，慷慨就义
4月28日，在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了南京和苏南大部的情况下，陈仪又被移押台湾基隆。他被安排住在基隆要塞区的旭丘宾馆。这里濒临大海，风景和房间设备都比衢州要好，就是警卫更加森严。面对新的环境，他淡泊宁静。他在给妻女的信中说：
“除了警备总司令部及基隆要塞司令部的主管以外，绝没有人来。好在现在我已静居成习惯，亦不希望亲友来看我，只要有报看，有书读，一日的光阴，很快地就过去了。”
陈仪不愿意妻子同他一样，也过这种失去自由的生活，因此，他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思念，推说这里天气热、房子小，劝妻子不要来。
陈仪从不愿将自己精神上的痛苦转嫁于家人；相反，总是尽量给他们以安慰。10月14日，他在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信中说：
“我眠食如常，糖尿病、小便亦时在检查，糖分并不多。今夏及初秋，天气虽然较炎热，但我仅生点痱子，其余均好。一切请你们放心可也。”
多么平淡和普通的一封信！然而，这却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份手迹。从这时算起，直到他从容就义的八个月中，他没有同家人再通过一次信。
陈仪在基隆的囚禁生活，从1949年春末，一直延续到1950年夏初。他在这里孤独、寂寞地度过了春、夏、秋、冬四季。
1950年6月间，蒋介石在复职“总统”后不久，决心用陈仪的人头来镇压人心，突然下令对陈仪进行审判。陈仪由基隆要塞被移送到台北励志社关押。
在正式审判之前，蒋介石并没有关闭让陈仪免于一死的大门，但条件是苛刻的：一是要公开悔过；二是要公开谴责傅作义、张治中两将军起义的行动。台湾的一批显要人物，先后以陈仪旧交、同僚的身份，怀着不尽相同的复杂动机，前往囚所看望陈仪，并向他转达上述条件。在他们当中有“行政院长”陈诚、“国防部长”俞大维和前“行政院长”张群、何应钦，前“国防部次长”林蔚等。
可是，陈仪自己却毅然关上了求生的大门。他对前来劝说的张群、何应钦等人慷慨陈词：
张文白、傅作义两将军敢于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做得十分勇敢，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我生平只有这件事（指准备反蒋）还算对得起自己，更没有什么可改悔。
“你就写一纸悔过书吧，这样蒋先生可以恢复你的自由，并允许你在台湾居住。”林蔚这样劝说。
“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陈仪回答时，凛然正色。
“总得让蒋先生下台呀！”
“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让他把我抓起来。”
香港的一位记者前来看望陈仪，问他此时此刻有什么感想。陈仪深沉地说：“很光明，很有希望。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我的。”
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因此，当一位故旧给他送来一千块银洋时，他只收下两百块，并且说：“足够了！”
6月9日，“国防部高等军事法庭”对陈仪案开庭审理。许多中、高级军官都参加旁听。
陈仪身着整洁的西服，昂首进入法庭。穿着上将军服的汤恩伯也悄然入庭，充当证人。当汤恩伯走到陈仪面前时，举起颤抖的手向陈敬礼，陈仪则安然端坐，不予理睬。
在法庭上，汤恩伯面如土灰，嗫嚅而诉：
“我对犯人陈仪，确实是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及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陈仪则始终保持了一名军人的尊严。他对自己写给汤恩伯的手谕，并不否认，但是对其内容，逐条作了义正词严的解释，令庭长无言以对。最后他说：“我们联合共军，意在保护沪、杭、江、浙人民不致遭受兵灾。蒋家军纪败坏，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做不出来？汤恩伯中途叛变，他保护了沪、杭、江、浙人民没有？我为人民办事，何罪之有！”
陈仪语惊四座。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将军的答辩和所有慷慨陈词，都是面对死神的庄严宣誓。
1950年6月18日拂晓，陈仪从睡梦中被叫醒，得到即将执行死刑的通知。他神色自若，吩咐随身的炊事员陶承喜，为他准备汤水，随即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揽镜整容。他头戴四边向上卷起的呢帽，身着米色西装和笔挺的白裤，结一条白底带格领带，内穿洁白的衬衫，足蹬乌亮的黑皮鞋。
台湾“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审判长”依惯例，问明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便起立宣读了对他的死刑判决书：
陈仪煽惑军人逃叛，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
有军士捧来一篮食物和白酒，让他最后享用。陈仪拂袖而起，说：“用不着，走吧！”两名军士欲上前扶持，陈仪将两臂一甩，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登上一辆指定的吉普车。
车到刑场，陈仪下车后，安详地将衣服稍事整理，神色镇定，正气凛然。他回首对行刑的士兵说：“向我头部开枪。”说完，便视死如归地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地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两声枪响，陈仪仰身倒地。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行刑者没有尊重将军的最后要求，而是向他的心脏开了枪。
将军倒下了，但人民不会忘记他为新中国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仪被肯定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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