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九秩著述不辍 2007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科技大厦，笔者按照约定，轻叩了二○○一室杨�（yǒu）院士的办公室大门。
我早从交大师生们口中知道，杨�先生好学不倦，治学严谨，虽然已经是年届九秩，可他依然每天一大早就准时赶到办公室，看资料、撰稿，或者接待来访的研究生，直到下班仍在不倦地从事科研工作，数十年来，天天如此。
作为一名科学家、教育家和工程专家，杨�先生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对历史事实进行研究，著书诲人，撰写出了《中国造船发展简史》、《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秦汉时期的造船业》、《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帆船史》、《轮船史》等专著。校领导见他年事已高，几次劝他在家休息，可他就是闲不住。
门是虚掩的，我从门外听到屋内一阵阵有节奏的键盘敲击声。不一会儿，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电脑键盘上敲下了最后一个字符之后，从椅子上站立起身迎接笔者的来访。不用问，这位老人就是九十高龄的中科院资深院士杨�教授。
“刚才敲下的这最后一个字符，完成了我的又一本学术专著《中国帆船》。” 杨老说话时满脸洋溢着怡然自得的笑意。
言谈之间，笔者环顾四周，其布置都是围绕“船”的主题而进行：墙壁上挂着一幅镜框，里面装裱着英国人1840年设计的“大东方”号图纸；办公桌以及靠墙的条几上，放着好几艘船模，有近代的舰艇，现代的石油钻井船，也有古代的帆船。杨�的名字有些生僻，我冒昧地问他，这个“�”字作何解释。“这还得从我的家世说起。”老人顿了一下，接着向笔者讲述了他的家世。
童年时代迷上了“船”
“我生于北京，祖籍是在江苏句容，句容属辖镇江，所以你听我的口音夹杂着镇江话。” 杨老含着笑说。
杨�的父亲杨宗炯，是国民党元老。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杨宗炯由他的同学孙炳文介绍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国民政府任政法委员，后在于右任门下当幕僚，并被擢升监察院审计部厅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宗炯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母亲郭定权操持家务。
“你一定会问起，为什么父母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奇特而生僻的名字？” 杨�院士呷了一口茶，沉思了一下，遂讲起一段往事――
“我们通常使用的《现代汉语字典》中是没有收录 ‘�’这个字的，《辞源》中的注释为：�，聚积。诗大雅：梵梵�朴，薪之�之。”
杨�说，他的幼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后举家南迁，在广州定居。那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杨家的隔壁住的就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孙炳文，其人品、学识很受杨父敬重。杨�上小学那年，杨父请他为孩子起学名，孙炳文就选了这个“�”字，意寓这棵“骄杨”将如“�朴”一样，聚积到为国为民发光发热的革命洪流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孙炳文壮烈牺牲，但杨家始终纪念着一个革命者对后代的殷殷期望，“杨�”的名字一直使用至今。而且这棵“骄杨”发出的光和热确实汇积到了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中。
20世纪20年代，由于父亲的官职变动，杨�随家辗转广州、南京。他先后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南京金陵中学初中和广州培正中学高中。
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南来北往的船只很多，少年时代的他迷上了“船”。放学后，他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到珠江去划船。高中二年级时，他曾以“船”为题写过一篇作文，并受到校务部的嘉奖，还被学校当做范文在学生中宣传。
自强之道在于造船制炮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产生纷争，杨�的父亲因此而受到排挤，排挤的理由有点怪异：一些人说杨宗炯没有出国留过学！
这件事情给杨宗炯的刺激很大，从而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阿�，你是我们杨家的希望，就是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他决定把杨�送出国去深造。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杨�，郑和在他的晚年为了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中国船队，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
父亲认为，造船制炮可以强国。因为，世界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几乎与蒸汽机同步发展。19世纪中叶，几千吨的大船可以借蒸汽机发出的动力驱动和操纵，不受风力和风向的制约，在许多航线上都显示出它的绝对优势。轮船在军舰中也占了优势。而西方列强就是利用它们“船坚炮利”的优势来侵略中国。当时的中国维新派人士也说：“自强之道在于造船制炮。”
于是，杨�听从父亲的安排，高中毕业后即赴英国，考入格拉斯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位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它在机械制造和造船等工程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声誉。杨�在该校造船系学习。他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利用寒暑假在船厂实习。当他看到英国船厂的船坞里，矗立着一艘艘等待下水的万吨级巨轮，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慨：祖国太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制造出这样的巨轮，让它在辽阔的海洋上驰骋呢？！
1940年3月，杨�以优异成绩毕业，获一等荣誉学士称号。看着学业有成的儿子，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青年时代声名鹊起
杨�自1940年回到抗战烽火中的祖国之后，满怀报国之志，来到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造船厂――重庆民生机器厂，当了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开始从事船舶设计工作。
川江船舶航行在急流险滩中，极容易翻船。杨�不辞劳苦地沿着江岸勘察船舶航行时掀起的波浪情况，在业界首先提出增大船宽、削尖首尾的建议。一些同事不敢这样做，他就用船舶阻力的理论进行分析，并写出论文发表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刊物上，获得了奖状。嗣后，他参加设计的川江最大船舶“民俗号”，往来于上海和重庆之间。从此，川江船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年轻的杨�在中国造船界声名鹊起。
1941年10月，他去重庆商船专科学校造船科任教，讲授造船原理、实用造船学和船舶设计等课程。1943年，重庆商船专科学校解散，造船科并入国立交通大学，并成立造船系，他任教授，兼重庆民生机器厂工程师。
1944年11月，他作为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团员去美国学习和考察，曾到美国东海岸各地船厂及有关船舶学校实习。
杨�于1946年1月回国，奉命到海军江南造船所任工程师。同年5月赴海军青岛造船所任工务课长。1948年调任上海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兼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1949年，上海海军机械学校迁马尾(后搬去台湾)，他毅然回沪，留待解放。
中国造船业的“祖师爷”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岁的杨�正当青年，他告别年迈的父母，辗转于南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我国船舶制造业建设中去。
上海解放初期，长江口至吴淞航道一带江中遗有不少沉船，打捞工作迫在眉睫。其时作为同济大学教授兼造船系主任的杨�，不辞劳苦，与其他工程人员一道，从黄浦江上游的吴泾起始，一路乘舢板沿江流而下，勘测每一艘沉船的位置，并多次给予指导。
1957年9月，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与上海造船学院合并成立上海交通大学，他任副教务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杨�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兼造船系主任，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海船稳定规范》。这部《规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无验船规范而要依赖外国规范的被动局面，其随之提出的数十项研究课题也大大推动了我国船舶稳性研究。1978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成立，他任所长。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瀛洲号”巡逻舰、万吨级远洋货船等多型号船舶。这些多型号船舶，经过我国航运和造船权威部门检测确认，它们不论在装卸上或者是油耗上，都具有优越性，并且被成批投产。
随着70年代国际船舶航运业的日益发展，船舶航运的经济性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在船舶设计时就考虑到航运的经济性，就有可能建造出成本低又符合订货者要求的船舶，使之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杨�凭他长期从事船舶设计工作的经验，在70年代中期就预感到在船舶设计中考虑航运经济的重要性，他大力倡导和从事船舶技术经济论证方面的研究，有力促进了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杨�是我国应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学科带头人。70年代以来，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热心倡导在船舶设计领域普及计算机的应用。他不仅身体力行，带头利用计算机革新船舶设计的全过程，而且还带动和组织国内有关研究单位编制有关辅助船舶设计的计算机程序系统。他所领导的科研小组和培养的一批研究生首先编制了实用性较强的货船主要尺度要素计算机程序，并得以广泛应用。他率先发起并与国内有关单位联合研制了“海洋货船设计集成系统”。这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1980年国防工办、交通部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0年，杨�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学科评议组成员，并任船舶工程(含海洋工程)学科评议组组长。
与李约瑟博士的友谊
198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上海市某部门一位领导同志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向校长转告这样一个口信：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博士已经到达上海，他很想与杨�教授见一下面。李本人想亲自前来拜望，但是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恐有闪失，故请杨教授可否到李约瑟博士下榻的寓所会晤。
就这样，两位素昧平生的异国学者在上海锦江饭店开始了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和交流。他俩互相交换了各自的学术著作，探讨了世界和中国的古代船舶发展史。
其间，李约瑟博士对杨�所研究的郑和宝船的尺度与吨位，表示了一定的赞同，他在这位中国学者面前谦逊地说：“我的本行原来是搞生物化学的，对于造船工程是一张白纸。而杨先生则是通过自己大半辈子对中国帆船的实际研究和操作之后，提出的郑和宝船的尺度与吨位应该与事实相符。”而对于李约瑟的“三千吨级”之说，杨�认为还是“过高估计”了，按照那个年代的科学生产水平，应该是在三百吨位左右。就这样，两个人一会儿互相认同某一个观点，一会儿又为各自不同的意见而进行了质疑和争论。
出于对李约瑟博士健康的关心，市政府有关方面仅安排了半个小时的会晤时间，但是他们越谈越投缘，仿佛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因此，尽管有人不断提醒杨�“时间到了”，然而李约瑟老人总是摆摆手道：“莫要催促，我们见一次面是多么不容易啊！”结果，这第一次晤面，两个人一谈就是半天！
从此以后，李约瑟和杨�成了好朋友，他们天各一方，互通音信，交流学术。李约瑟还几次发出邀请，邀约杨�赴英国访问。
两人再次相逢是在1982年。那一年的春天，杨�应邀赴英国访问，当走出机场的出口处时，看见李约瑟博士坐在一辆银灰色轿车的副驾座上，由助手驾驶着车子，早早地等候在出口处旁边。
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立即忘情地拥抱了起来。李约瑟命他的助手用了大半天的时间，陪同杨�到风景秀丽的剑桥镇参观。令杨�预料不到的是，这次访问，他还见到了许多大学时代的同班学友。“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当年分手时，大家都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今，却一个个鬓发染霜了。
他们一起来到了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寻觅四十多年前的旧迹。学校的每栋房，每棵树，在他们的记忆深处还依然是那么清晰。“今昔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是啊，没有切身感受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出杜甫这两句诗的深切寓意的。■
（责任编辑/谭玉先电子邮箱：tyx202@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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