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耄耋之年，人老了就爱回忆。回望自己走过的半个世纪，国家发展欣欣向荣，国力增强，不禁感慨万分。 父母的艰难岁月 我的父亲洪庆昌出生在台湾淡水镇，家中祖上为福建南安人，到我父亲已是第7代了。他从淡水中学毕业后，因家里弟妹多，就应招到台北一家日资电器公司工作，自觉负担家庭。由于勤奋和聪明被调往日本大阪总公司。隔年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招生，公司有很多人因可半工半读而报考，但仅他一人被电气科录取。这事当时在公司里还引起了轰动。
1922年，父亲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因不愿为日本人服务，就到东北沈阳兵工厂任职，还担任了基层主管。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要挑选一批得力干部，本想调父亲到他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当得知父亲是台湾人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任命只得作罢。张学良将军曾送给我父亲有他签名的柯达照相机以作留念。
幸好非教徒的母亲，年轻时得到基督教青年会资助去日本留学10多年。先后在京都同志社女子学校(现为京都女子大学)和东京女子美术大学上学，当时还曾在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家中做过家庭教师。父亲过世后，母亲年轻守寡，辛苦抚育我们姐弟两人成长，家里既无恒产也无存款，其艰难可想而知。她在沈阳高等女子师范找到一份教员的工作，勉强维持了家庭的生活。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并接收学校。隔年暑假在学校设训练班，教师要穿军装，结业时给每人发一张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母亲说年纪大了又不懂政治就不参加了，结果下学期就被解聘了。当时解聘的还有其他老教员。当了十几年的教师就这样丢了饭碗，我家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最后还靠全家动手做手工卷烟勉强度日。
成长在新中国下
1948年，我们随母亲到北京外祖父家依亲，隔年北京和平解放。当时北京四中招考插班生，我居然考上了，分在高二乙班。记得当时班级中政治、学习风气都非常好，班上有地下党员，还有一半是民主青年联盟盟员。那时大家都很穷，中学助学金也很少，同学们都跃跃欲试，想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毕竟那时上了大学吃饭就有了保证，可以给家中省下一笔费用。
1950年，部分大学开始春季招生，我和同学丁国瑜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同时我还考取了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那时周围人建议我去北洋大学，因那里工程方面师资比较强，这也符合我的志愿。我去了北洋大学读工程，丁国瑜去了北京大学。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我在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正念二年级，当时选送两位同学留学苏联，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因被派往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回到学校时那位同学已前往苏联，而我即留了下来。此后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我被调整到该校，于1954年完成大学课程。
毕业后，我被派往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任助教，兼任系教学秘书。1956年学校选拔13位年轻教师去上海考留苏研究生，我因3门专业课成绩平均在90分以上，成为首批录取的4个人之一，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俄文和哲学。当时，班中很多同学先后赴苏留学，唯独我没能前往。当时我觉得不去苏联也没有关系，但始终困惑为何两次被选派留学，最终都无法前往。
1956年，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内迁西安，隔年我也随学校来了西安。如今在西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57年6月，钱学森教授给华东航空学院的师生写信：“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家底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赶上去呢?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那时起航空学院的师生就努力拼搏，满怀壮志，力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从1958年开始，航空学院的师生们自行设计研制飞机“延安一号”，当时我被任命飞机装配车间主任。在教研室工人师傅配合下，师生们不到半年就完成了飞机的设计制作和试飞任务。1959年，我们设计制造的一米直径的圆形57型地面效应飞行器装备调试完毕，当时飞机的发动机是由苏联米格－9战斗机启动器改装而成，试飞离地高度仅100毫米左右，速度还不如走路快。在57型预研基础上，学校批准研制轻型地面效应飞行器58型。当时临近全国地面效应飞行器研制会议，主管学校科研工作的王维琪副校长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参加会议。离会议只有5个多月，只得加班加点来干，我自己带头连续68天开夜车，每天清晨5时左右回家，8点钟再去上班，从而保证了从草图设计到试飞108天研制成功。同年6月，58型在北京参加由总参副总长张爱萍上将和装甲部队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主持召开的全国地面效应飞行器会议，与会单位共20余家。会议上各单位报告了研制经过和理论分析，最后进行试飞表演，58型表演排在最后，其他单位的飞行器表演时，仅少数能离开地面约100毫米左右，还需要人推动前进。58型表演时离开地面最高，且在坦克演兵场转了七八圈才停下来。其时张爱萍和许光达两位领导坐上飞行器，要求驾驶员带他们再飞几圈。当时天气非常热，发动机马力大，飞的时间太长，很遗憾没能再发动起来。
1966年，航空工业部给学校下达了研制小型多用途直升机项目，学校并调我参加直升机工艺制造工作，如全胶接结构主桨叶制造，研究主桨平衡问题等，还担任直升机总装和试飞组组长。为解决主浆平衡问题，我们自行设计和制造了称重40公斤大型天平。1970年，航空工业部下令将我校直升机专业并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然直升机科研项目也一同带往南京。我室原协理员在去南京前问我天平如何处理，我说这是为直升机研制的，理应带往南京。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南航直升机试飞成功，因中国首次自行设计研制，从而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按一般惯例，带走的科研成果，当然算作带走的单位。谁知去南京的同志没有忘记老战友当年一起拼搏的日日夜夜，给我打来电话告之获科学大会奖的情况。1993年10月，经学校申报，批准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美认识很多台湾乡亲
我曾于1952年、1956年、1979年3次被选派出国留学未能成行，此前一直困惑，后来才得知，因我台湾人的身份，未能获得批准。1981年中央下发“38号”文件落实台胞政策，我也得以于1984年赴美进行学术访问。当时美国有3所州立大学接受我为访问学者，最终我选择了密歇根州弗林特的托利多大学机械系。
在托利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历时15个月，其间除了学术方面的收获外，我也因台湾人的身份自然而然地沟通海峡两岸留美学者的情感。那时大陆改革开放肇始，派遣访问学者赴美人数不多，且绝大多数是公派。而台湾由于历史原因，在美留学读博士、硕士者却数量众多。当时在托利多大学两岸都有留学生组织。
那时托利多大学CADEM中心的White博士非常友好，给我安排了新的办公室。同室有3位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大陆，又是祖籍淡水的大学教授时，关系更加亲切，他们与我一样都是中午自带便当，因此我们在午间休息时就有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他们对有关大陆情况很感兴趣，交流的内容也就包罗万象，从地理历史以至政治人物，不长时间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我赴美时曾带去一些幻灯片、剪纸等工艺品，想搞一次介绍中华文化的活动。和同办公室台胞一说大家都赞成，分头联系两岸的同学会，定一个日期借教室，并请华裔教授拿些中式旗袍、绘画、书法条幅和我带来的剪纸窗花等共同展出，称为“中国日活动”。会上台湾和大陆同学一同跳起高山族的舞蹈《高山青》。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在托利多大学和台湾同乡相处很融洽，还认识了台湾师大副教授黄先生和他的同学周先生，他们也是访问学者，他们的聚会也常邀请我参加。
办公室里，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钟先生。我通过钟先生和台湾许多留学生都成了朋友，他还将自己的导师郑敦仁教授介绍给我。结识后才知道，郑教授原来是我二表哥欧阳和表妹婿苏哲教授在建国中学的同学。钟太太陈女士原在台湾中学教化学，想读托利多化学系硕士，请我替她写推荐信。化学系的导师曾问她为什么大陆的教授给你推荐?她回答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台湾同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