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简称全国台联)成立30年了。自成立之初，全国台联就十分重视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各种交流活动，曾多次主办、协办各种涉及两岸关系的研讨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海峡两岸民间团体主办的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以及文艺、体育、新闻、科技、工业、农业、服务业及社会政党团体的交流，已经络绎不绝。两岸专家学者在各方面真诚地交换意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求同存异，友好交流。作为全国台联研究室曾经的一员，我也有幸见证了全国台联研究室成立的前前后后。全国台联研究室的创建
全国台联成立之初，为了整理台湾研究资料，在宣传部下设了一个资料室。当时这个小小的资料室，收集了一些介绍台湾的资料，加之海内外各界朋友赠送了一些图书、杂志，以及在不少热心的台胞乡亲帮助下采购的岛内出版物，使得这个小小的资料室有了初步的雏形。但未曾想到的是，这座小小的资料室，日后竟成为了全国台联研究室的前身。
1983年，已成立两年的全国台联各项工作局面均已展开，但全国台联的同仁们也深深感到，亟需了解海外尤其是岛内台胞乡亲的生活、工作、愿望及他们对大陆的看法和建议，归结为一点就是需要了解台胞乡亲们的心声。当时，全国台联从与海外台胞乡亲的广泛接触中，了解到许多纷纭繁杂的信息，而这些感性的信息如何升华为理性的认识，使得全国台联这个“台胞之家”，真正的联谊、服务、团结广泛的台湾同胞，成了全国台联理事会的思考重点。同年，全国台联一届三次理事会决定成立全国台联专门的对台研究机构。会议认为，为了便于开展海外、岛内台胞的联谊工作，加强对定居祖国大陆台胞的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必须了解和研究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海外和岛内乡亲的真实心态。
这年11月，成立全国台联研究机构的具体事宜正式开始筹备。当时对于研究机构的名称曾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称呼为“台湾民情资料研究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台湾民情研究室”更为贴切；第三种意见，也是研究室使用至今不带任何冠名限制的“研究室”。当时大家的意见认为，称呼“台湾民情资料研究室”同过去资料室的名称过于接近，缺乏新意。虽然“台湾民情研究室”区别了大陆其他台湾问题研究机构，突出了台湾民情的专业性。但容易对研究的范围设限，不如直接称呼“研究室”的涵盖面大。经过多方反复推敲，最后决定采用第三种意见，正式命名为“全国台联研究室”。
从研究室命名的过程可以看出，全国台联对研究室的创立有着较高的期待，研究室的同仁们也深知这种期待极高，但以当时的实力确难与角色名副其实。这样，在机构名称确定的前提下，下一步就要明确研究室工作的中心。全国台联是群众团体，当然应研究台湾的民间情况；又因其具有台湾同乡会性质，关心台籍人士的现状则理在其中。所以，将研究室工作的中心定位为研究台湾省为主的台湾民情便顺理成章。
1984年1月，研究室在宣传部资料室的基础上，正式脱离宣传部升格为全国台联的独立部门。成立之初，人员不多，大家大多从未接触过台湾民情研究，只好从头学起，边学习、边探索。研究室迈出的第一步，即是结合为《台声》杂志办刊来奠定工作基础。那时研究室每周向《台声》编委介绍台情、分析台情，并为《台声》杂志撰写评论文章。有趣的是这还被不少海外的台胞乡亲误认为研究室是《台声》杂志的“研究部”，有些文章还曾介绍《台声》杂志“研究部”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的权威机构之一。这个小插曲，也证明了研究室成立之初，同《台声》杂志联系得是如何紧密。
1984年6月，研究室推出第一篇重头研究成果《台湾民间各阶层思想动向》的分析文章，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台湾问题的刊物纷纷转载。当时研究室人员虽少，但大家团结协作，克服各种困难，扎扎实实地从事台湾民情的调研，逐渐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发挥了一定的优势。至1991年全国台联成立10周年时，研究室推出的专题分析文章已达300多篇，在学术研讨会、报刊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39篇，很多分析文章受到两岸研究机构的关注。
研究室成立后，也积极培养台湾民情研究的队伍，同时建立了无论职务大小、资历长短，一律平等、民主地讨论问题的学风制度。当时研究室人员不多，却将每年上万件台湾民情资料，通过加工、整理、分类、编目、装订成册供台联同仁查阅，而这些丰富的资料，也为全国台联出版、编辑图书、名录、简介、资料汇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台独”思潮的交锋
1992年7月15日至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由台湾研究会(北京)，台湾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台北)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两岸三地“90年代之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两岸三地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当时大陆方面多位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到会，台湾方面也有如高英茂、邱宏达、沈君山、蔡政文、张荣丰、陈忠信、吴安家、高郎及企业界高清愿等人参加，香港方面则有金耀基、廖光生、翁松燃、黄茂雄等30余人到会。我作为全国台联研究室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1992年，台湾岛内正处于政局激烈变动的关键时刻。因此，有关台湾前途走向和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等问题，都自然地反映在这次两岸三地召开的研讨会上。而这次研讨会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即是首次有民进党学者与国民党学者共同出席，并参与讨论。
记得研讨会上，主办方安排与会的民进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忠信主讲“民进党与大陆政策”，并指定我为评论人。作为大陆台胞乡亲组织的全国台联研究室负责人，我们对民进党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十分关注，为了让大陆同胞对民进党有更清楚的了解，为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全国台联研究室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即根据多年来积累的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汇编出版了《台湾民主进步党》一书。同时，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认识“台独”的实质，全国台联研究室还从历史的事实和大量的现实情况，来透视“台独”的真像和来龙去脉，并于1992年3月出版了《历史怪胎“台独”》一书。所以，我认为，大会安排本人作为民进党学者论文的评论人是合适的。
1987年，在台湾当局仍坚持对大陆实行“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时，3月，民进党发起了返乡探亲活动，组织“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以实际行动促进“三通”；10月13日，民进党第一届四十一次中常会通过了“现阶段中国大陆政策”，提出了“两岸人民之返乡、探亲、寻亲、通邮、通话、扫墓，均不应加以限制。两岸人民与民间团体，可直接平等往来，对等展开文化性、学术性、艺术性、科技性、体育性、经济性之全面交流”。无疑，这种决策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然后，民进党这种决策的背后，只是为了表示与国民党进行区隔，是其岛内政权斗争的需要。陈忠信在总结时亦强调，民进党与大陆实行“三通”的政策是有条件的。
我在评论中也着重表示，讲得更明白一些，就是民进党主张的“三通”是以实行“国与国的关系”为条件。其背后是因为李登辉正在酝酿“两国论”，调高了鼓吹“两个中国”的声调；民进党的“台独”声音亦在逐步升高。他们的大陆政策始终是，“对自己有利时，‘大陆政策’就比较务实一些；在鼓吹‘台独’时，‘大陆政策’只不过是幌子”。
这次香港学术研讨会，与民进党的一些学者交流，虽只是各说各话，没有实质上的意见交换，但潜意识里我们与“台独”思潮作了交锋。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如果民进党真心想与大陆方面交换意见，就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和“台独”心态，真诚地从大局出发，为两岸同胞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回忆起20年前的这段往事，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学术界的交流至关重要，今天的两岸关系和平成果与学术交流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而全国台联研究室也在此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为自己曾作为全国台联研究室的一员，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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