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公报》于1934年成功创办了《史地周刊》，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地教育变革的倡导者和传播者。该专刊为读者提供了自由发表学术观点的空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唤起国民爱国意识；阐述变革史地教育观念与方法的现实意义，为中国近代史地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大公报》 《史地周刊》 史地教育
1934年9月21日创刊的《史地周刊》，是新记《大公报》后期创办的二十多个专业性副刊之一，由史地周刊社主办，顾颉刚主编。《史地周刊》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基本每周刊发一期，到1937年7月23日停刊共出版146期。虽然是专业性副刊，但并不拘泥于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除了倡导新的史地观、提倡史地发展的新趋势，还积极探索中国史地教育的发展方向，力求通过研究史地、以史为鉴，为社会改革提供参考。此外，还通过所刊发的一些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发抗日情绪。这些内容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潮流，在史地学界、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史地周刊》的基本情况
《史地周刊》创刊之时，正是中国社会极度动荡的时期。这种局势的动荡使得报界也经历了动荡和分化，《史地周刊》在此时诞生了。编者在专刊第一期的《发刊辞》中阐明了创办专刊的目的：“我们的野心是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并且供给他们以新国民所应有的史地知识，尤其是本国史地知识。编者盼望本刊的一大部分能够成为中小学的史地教师和学生的读物。对于关心或从事中小学史地教本的编纂的人，本刊也愿意为他们腾出一些交换意见的地方”；认为“史地知识是有用的，其普遍化可以助长国家意识的觉醒；其深刻化可以指示我们对于集合的环境之集合的适应。”这些都开门见山地说明了其创办的意义在于改变史地教育的旧有模式，发挥其应有作用，提高国民史地知识素养和国家意识。
从《史地周刊》的文章内容来分析，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30期除了探讨史地教育问题，以刊登研究近古代史地学术性文章为主，如张荫麟的《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吴晗的《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等。从30期以后，所刊载的文章呈现出史料考证类和传记类的文章逐渐增多，史地教育类、民族史、社会史类的文章逐渐减少额的趋势，史地教育类文章所探讨的主题，也从原来包括教学方法、教材、师资等全面讨论，逐渐只剩下教科书编纂问题的讨论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的形势日益严峻，专刊在事变发生后坚持出版了两期，由于《大公报》不得不减少篇幅，于7月23日停刊。
二、专刊的传播内容
《史地周刊》共发表各类文章307篇，可按内容分为三大类：第一，以大量篇幅刊登专家们研究历史、地理的学术论文。其次，探讨中小学史地教育问题也成为周刊的一个重要议题。第三，对新近出版的史地教材和书籍进行介绍、评论和考证，通过论争去伪存真，使其更具科学性。
1、改造旧的史地观，树立新的史地观，倡导科学的史地研究方式，是当时学界的潮流
（1）历史学的改造。专刊认为，前人对于历史的改造，“大抵不过形式上之改易，与夫枝叶上之考订，至其历史之观念，与夫考史之方法，犹大致相同也”。随着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传入，“改造国史”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使人们摆脱了狭隘的认识，可供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研究方法比前人更加周密。专刊还对英国政治史、美国民族史等西方国家通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介绍。
（2）地理学的改造。关于地理学的改造，专刊认为首先应该改变研究者们头脑中的一些错误观念，才能以科学的态度改造地理学研究。《对于地理学几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中提到：“我们不得不承认地理研究是目前中国所最缺乏而最应当提倡的一种科学研究。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地理学本身的种种误会十足为地理学发达之阴梗，所以我们有加以纠正的必要”。文中列举了诸如“地理为记地名、经纬度、物产统计之学”等六种错误观念，加以纠正，提出了地理学是“讨论地球表面上物质、生物与人生现象分布规律”的一门基础性学科。
专刊对于史地两门学科发展新趋势的阐释有着共同特点：那就是随着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宽，传统的狭隘视域下的史地观和研究方法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了。新的研究趋势正在形成，一批有责任感的学者及时地将西方史地研究趋势介绍到中国，并加以倡导，可以说专刊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探索我国史地教育的发展方向
（1）探讨史地教育问题的根源。教育问题在当时并不只仅限于地理和历史两门学科，尽管当时的新教育改革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旧式教育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当时的中学会考以及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史地成绩如实地反映出“中学毕业生史地成绩之低劣，已成不可否认之事实”。
出于史地学者的责任感、出于在国难时期对于国家未来非常程度的担忧，专刊对这一问题开始了激烈讨论，共刊发24篇文章，成为探讨史地教育问题的公共论坛，并对问题根源进行了归纳：首先是学校方面的轻视，一是缺少应有的教学设备，二是不重视师资建设。其次是教师的原因，学校对这两门学科的不重视直接导致教师积极性丧失，在教学上敷衍了事。第三是教科书不适宜用来进行史地教学。第四是学生的忽视，当时相当一部分学校的入学考试，虽然设有这两门科目的内容，但成绩并不和其他科目同样计算，这也是学生自身忽视史地学习的一个诱因。
（2）提出解决史地教育问题的途径
首先，学校应认识到史地教育的重要性。新生入学考试如考史地科目，应该与其他科同等计算；学校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聘请专门的史地教员；有条件的学校，应该有专门的史地教室，配备专门的史地教学设备和图书；学校要成立史地学系组织。其次，学校应负全责改正学生对于史地的错误观念，并尽量提高学生研究史地问题的兴趣，即养成学生研究史地的习惯。解决观念问题，才有利于学生研究史地习惯的养成。第三，应该重视教科书在中小学史地教学中的作用。专刊认为，改良历史课本的责任不能完全放在历史学家的肩上。专刊将编纂的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内容刊登出来征求批评意见，对提高史地教材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3、以史地研究为社会改革提供参考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内外动荡的非常时期，研究史地的专家和学者们，也试图通过自己学术领域的研究，从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寻求可供借鉴之道，为国家发展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
专刊认为，想要“改良社会，要先明白现在的状况和思想，要明白现在的状况和思想，就要先明白现在的状况和思想的来源”。在专刊所刊载的大量历史学术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局限于对史实本身的论述，而是从某一方面甚至多个方面找出与当时社会环境类似之处，以古喻今，借古讽今，为社会改良提供参考依据。
对于地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专刊也进行了论述，如学者刘汉在《对于黄河应有之认识》中就通过对黄河河道形式、流域土壤及其含沙量以及经常发生水灾的原因作了系统地分析，为治理黄河水灾提供了依据。并指出政府对于地理问题正确处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与社会稳定。
4、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唤醒国民爱国意识
这是专刊内容的重要议题。专刊所刊文章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已久，通过史地学研究其侵略实质将其真面目揭露于众人，唤起国民的爱国意识和危机意识。如《日本人在南洋的经营》指出“在南洋的日侨，利用本国的海运，银行、仓库事业的发展，一面倾销其廉价的商品，一面发展其所有的企业，渐渐实现其南进的企图”。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不肯交换在南洋的统治岛，“目的自然是为着国防，必要时设起防备来，至少可以控制菲律宾，可以进取南洋各地”。这一论述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昭然若揭。
专刊对日本的侵略本质进行揭露和鞭笞，反映了史地学界乃至中国知识分子一致抗日的明确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民的国家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5、普及史地知识，开展民众教育
普及史地知识，提高国人的史地素养，是专刊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教育功能的体现。专刊认为，“我们要把健全正确的思想和常识教育民众，我们就必须考虑他们的兴趣和阅读能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引人入胜的人物传记和“通俗”的历史事件介绍，吸引读者阅读。作为一份专业性周刊，专刊在刊登学术研究文章的同时，也在有限的版面上辟出一部分，向读者介绍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刊和杂志。这一类的文章数量占到了专刊总数的百分之二十，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也为爱好史地学的读者拓宽了视野。■
参考文献
①《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一期第146期，1934-9-21―1937-7-23
②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③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④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⑤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⑥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⑦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⑧《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编委会编：《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⑨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天津电视台新闻部）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