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慈善事业所达到的高度，一直是世界各国难以企及的。从殖民时代起，美国人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公民慈善文化和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在1995年到2002年的17年时间里，美国慈善捐款总额所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几乎是法国的六倍和德国的14倍。在2007年，美国的慈善达到历史最高记录，数额达到了3060亿美元。难怪当欧洲的大学和艺术团体在政府的注入资金一旦难以满足其开销的时候，最先想要寻求的就是美国校友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美国人民的慷慨无私却正处于危机当中。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认为，基金会应该去寻求多元化的目标。如果基金会没有为消除种族威胁、性别歧视、道德沦丧等目标努力，那么他们就要诉诸法律以迫使基金会就范。换句话说，多元化的倡导者会通过各种措施来把慈善导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然而，这无疑会使慈善领域的领导人面临更多的困境，甚至只能是做垂死挣扎。
2005年，伯克利的一家支持种族多样化的慈善团体――绿色通行线学会宣称，美国的基金会忽视了“社区的颜色”，结果使得多元化潮流得以重新抬头（其实它忽视了加利福尼亚州。根据一家权威的慈善调查机构Foundation Center显示，39%的大型基金会一直都在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向少数民族）。而绿色通行线学会为帮助少数民族社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规定慈善机构的成员当中至少要有50%来自少数民族，换句话说，它只是做了一个工作角色的游戏。其实，非营利组织的员工是不是少数民族与帮助少数民族并不具有相关性。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农业学家，通过开发高产的粮食作物，使东南亚消除了饥饿。但是，如果他们受迫于要在他们的实验室进行多元化的研究，那么他们所能得到的研究成果将会少之又少。所以，多元化不仅无益于发展，更可能阻碍发展。
绿色通行线学会还声称，大型基金会只将其总资产的5%捐赠给了为少数民族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言下之意就是5%太少了。而就是捐赠了50%，其实为少数民族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也一样会嫌少。
不仅如此，绿色通行线学会已经影响到了政治领域。2008年1月，加州议会一致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所有资产超过2.5亿美元的加州基金会，不仅要提交接受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公司董事会和工作人员的种族和性别构成，也要报告其自身的董事会和工作人员的种族和性别构成。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鲜明的反例，美国西尔斯百货的主席朱利・罗森瓦德就通过他的基金会，在南方为农村的黑人建造了5000所学校，可是其公司少数民族的成员根本就没有达到50%。
当这项立法在加州参议院中广泛传播时，加州的10个最大的基金会承诺，要抽出数亿美元给为少数民族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以换取该法案的撤回。但导火索已被点燃。类似的多样性的努力在佛罗里达州、伊利诺斯州、密歇根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得克萨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已成蔓延之势。在联邦政府的层面上，格扎维埃斯・贝塞拉――一位来自洛杉矶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委员，警告基金会：“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军队，就难免成为别人的俘虏。”
换句话说，如果基金会仍然无视少数民族，并像以前一样招募员工，就会受到质疑，甚至导致犯罪。如果基金会没有为少数民族和穷人花费更多，那么国会就会迫使政府干涉。
基金会的资产是免税的，几乎是公共资金。基金会只是那些公共资金的私人经理。以这种观点来看，基金会对政治压力是有反应的。直到现在，美国国会要求只可对教育、慈善、科学或宗教进行减税。绿色通行线学会的贝塞拉和其他多样性倡导者，正在寻求限制捐助者慈善自由捐赠的权限，以支持帮助少数民族组织或那些自称为穷人服务的组织的运行。但是，他们不是通过重写税法来达到限制减税的目的，而是已经选择了一个更容易的政治性战略：通过多样性的报告来限制基金会。这些公开披露的任务将法律外的压力推给了基金会，使基金会不得不迫于社会压力而将部分资金投在其中。
对于慈善事业的运营，政府部门应该一律退出，政府的责任在于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的体制、机制和法制。
慈善家建立各自的基金会，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长远打算。政府不应该去设定一个人为的限额，去限制基金会的人员配备和捐赠方向。
慈善家们投身慈善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回馈行为，政府不应该对此太过干涉，慈善家们不是各个领域的全能专家，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无论是从人员培训和筹资计划，都是可以提高相应的效率的。如果政府进行过多的多样化干预，无疑会使得非营利组织的成本增加，可预期的效用减少，也会使得非营利组织感到迷茫或不知所措。
因此，慈善家们应该联合起来，进行专业的分工，对各自的领域研究得更深入，进行得更彻底，并采用集体的力量与政府斡旋，以得到一个较好的慈善环境。不能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要看到目标是什么。慈善不是各个领域的施舍，而是为了贫困民众的利益所做的长远战略，所需要的是更加专业的慈善家和慈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