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四大名石之首的宿州灵璧石，它的闻名始于商周，当时，灵璧磐石作为礼器、法器、乐器，主要服务于宫廷皇权，人民大众参与程度很少；宋代以后至明清，灵璧石文化步入兴盛期，以灵璧观赏石为主的灵璧石，开始由“常置帝王案，秘藏将相家”的雅物，进入寻常百姓家，“一入灵境，莫不侈口谈石”。当代，国运昌隆，人民生活富足，灵璧石文化进入了繁荣昌盛的发展时期，赏石、藏石、玩石、论石成为一种既传统又新潮的文化现象，风行于宿州，影响波及华夏大地，并吸引了众多国外赏石家的注目。
苏东坡，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位十一世纪的文化巨人，在宦海浮沉、文坛风流的40多年中，先后十几次来到宿州，不但留下了一座诗意盎然的扶疏亭，还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文：《泗州僧伽塔》、《龟山》、《虞姬墓》、《过泅上喜见张嘉父》、《泗州除夕雪中感章使君送酥酒》、《灵璧张氏园亭记》，这些，都是他盛赞宿州风物的绝好见证。
而他与中国灵璧石的产地灵璧县，结缘更深――因为，正是由于他给宋哲宗的一份奏议，才使得当年的灵璧小镇升格为县，也正是他灵璧石“丑石”审美观，扩大了灵璧石文化的内涵……
因为“扶疏亭”，宿州忘不了苏轼。因为他给皇上的一封奏议，灵璧得以正式由镇升为县；因为他的诗、文、画，灵璧石熠熠生辉，宿州的灵璧，更忘不了苏轼。
编写《宿州奇石》期间，翻阅大量古籍，在《宋史》、《苏子瞻集》等书中，当我看到苏轼写给宋哲宗赵煦的这份奏议时，眼前乍然一亮：这份奏议事涉宿州城池的扩建、灵璧的由镇为县。虽然此前曾在其他报刊上读到宋时灵璧由一小镇升格为县的只言片语，但这次，才真正读到了“正本”，才知道苏轼对灵璧、对灵璧石的那份特殊情感。
诗人、画家、“宋代第一才子”的苏东坡，在1092年竟然当上了大宋的“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文干武差，官衔虽大，但由于宋代兵部和枢密院合并，军事大权掌握在枢密院，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但恰恰是这点文牍功能，苏轼为灵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其实，在这之前，苏轼已经数次到访灵璧，不能不说，这也是他向宋哲宗建议升格灵璧建制的前期情感铺垫：
第一次是北宋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杭州就任通判，途中作《濠州七绝》，其一为《虞姬墓》，
诗云：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第二次是神宗元丰二年7月27日(公元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府改任湖州，途经灵璧，应当地显达张氏之子张硕的邀请，“参观”张氏兰皋园，后专门撰写了美文《灵壁张氏园亭记》，传为历史佳话。文章写道：“……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苏轼的灵璧情结以及他对灵璧石的喜爱，溢于言表。
据《墨庄漫录》记载，苏东坡与园主畅饮，醉卧在园内一块巨型灵璧石上睡着了，醒来后便在该石题写“东坡居士醉卧此石然酒醒”。今灵璧县仍存有张氏园亭宋代遗石一块。
六年后的1085年，东坡离黄州去南京、扬州等地，道经灵璧，再次来到张氏兰皋园。后苏轼在《苏子瞻集》记载此次灵璧之行道：“灵壁出石，然多一面。张氏园中砌台下，有一株独�，然反复可观，作糜鹿宛颈状。东坡居士欲得之，乃画临华阁壁，作丑石风竹。主人喜，乃以遗予。居士载归阳羡。”这次的灵璧之行，记载了苏东坡以画换取灵壁石的趣事，这也使得苏轼和灵璧石结下了奇缘。
一年后，也就是宋元祜元年(1086)，灵璧始置“灵壁县”，因条件不成熟而夭折，当年七月即废去，仍恢复为镇级建制。灵璧的正式升格为县，是在这六年之后的宋元�七年(1092)，即苏轼新任兵部尚书，在宿州视察期间的事了――这在《苏轼集・卷六十二・奏议八首・乞罢宿州修灵璧县张氏园亭遗石城状》中间写得明明白白：
元祜七年九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书苏轼状奏。臣近自淮南东路钤辖被召，过所部宿州，体访得本州见将灵壁镇改作灵壁县，及本州见准朝旨展筑外城两事，各有利害，既系臣前任部内公事，而改镇作县，又系兵部所管，所以须至奏陈，谨具条件如后。
一、灵壁镇人户靳琮等，先经本路及朝省陈状，乞改灵壁镇为县……所有置县费用，情愿自备钱物。致朝廷信凭，许令置县。臣今体访得灵壁人户出办上件钱物，深为不易。元料置县用钱四千五十余贯，至今年八月终，已纳二千八百五十余贯，其余未纳钱数，认是催纳不行，纵使尽行催纳，亦恐使用不足……委只是本镇豪民靳琮等私自为计，却使近下人户一时出钱，深为不便。
二、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费耗擘画改葬，若家贫无力，便致弃捐，劳费公私，痛伤存殁，已上并有公案，可以覆验。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镇作县事，系已行之命，兼构筑廨宇，略已见功，恐难中辍。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无小利，兼未曾下手，犹可止罢。欲乞速赐指挥，更不展筑，却于已支赐一万贯钱内，量新置县合用数目，特与支拨修盖了当。其人户未纳到钱数，均乞与放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大文豪苏轼体恤民间疾苦，他为宿州、为宿州的灵璧写的这份奏议，也确实关系到国计民生，他的建议很清楚：个别人自筹置县费用，骗得朝廷批准设县，其实是借建县为名，向百姓摊派，只收到半数经费，其余征派不上来；但灵璧“改镇作县”是大势所趋，钱的缺口如何弥补?宿州外城扩建，“有大害而无小利”，宜缓不宜急。不如减轻百姓负担，先停建宿州外城，拨出建城经费作为“灵壁”升格为县的开销!宋哲宗采纳了苏轼的建议，灵璧当年正式升格为县。因此县盛产美石，至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灵壁更名为“灵璧”。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通才人物，他的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创了中国豪放派词风的先河；他的绘画向有“一灯分焰，照耀古今”之誉，是“文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洒脱道劲，独具风格，名列“唐宋四大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之列，又独占“宋代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他的“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丑而雄，丑而秀也”的著名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奇石鉴赏理论，成为后来鉴赏奇石的理论本源之一――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能得到他老人家为宿州、为宿州的灵璧操心费力的去经营文字，去上书奏议，真是一大幸事!
今天，当我们梳理宿州历史文化的时候，当我们打造灵璧石这块靓丽名片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想到宿州“扶疏亭”上的风竹碑画，我们更应该铭记：灵璧的成长、灵璧石文化的羽翼丰满，确确实实离不开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