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定势是一种习惯性的神经联系，前次的思维活动对后次的思维活动有指引性的影响。它有两种形式：适合思维定势和错觉思维定势。前者是对事物正确的感知和正确的反应，后者则是错误的感知以及错误的解释。而所谓媒体帝国主义，是指信息传播中，发达国家有意无意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媒体系统，呈现发达国家的传播主导性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这种倾斜态势。信息的单向流动使发达国家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输出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发达国家对此的辩解是市场经济下，国际信息传播不可能让自由竞争与计划均衡二者鱼与熊掌兼得。也就是说，西方的传播主体并非蓄意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只是由于输出有利可图的媒体产品时，一不小心间接地实施了文化侵略。
沟通是打破东西方思维定势的有效途径
我问了努炎一个我最想问的问题：“西方对中国是否有固有的思维定势?”努炎很平和地表示“中国公众可能会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有一个思维定势。但西方公众也同样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有一个思维定势。”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迅速联想到研究东方学的爱德华・萨义德。正是因为西方公众并不了解东方，所以才有了东方学的研究。萨义德生于耶路撒冷，生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著述的《东方学》中曾提到：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东西方思维至今各执一方。按努炎的话说，是“东西方思维由于几个世纪历史的摩擦，无法交汇。唯一能打破东西方障碍的途径就是沟通――媒体和顺畅的沟通。”媒体的参与和沟通的无障碍是很好理解的，但为什么说东西方思维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摩擦呢?也许正像萨义德说的，“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
这种霸权关系其实在现今仍然体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中提到，在文化和传播领域，西方几个主要的通讯社掌控了全球信息的流通权和阐释权，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业同样占据了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绝大部分市场，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文化空间被严重地挤压和左右，国际文化的流通严重失衡。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作了定义：即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并提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其中两个特点就是：一、这种扩张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其实现的途径是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全球化销售，其目的或者说后果在于实现全球化的文化支配，二、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这种文化扩张的过程主要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以实现。
很明显，媒体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实现途径。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就曾经说过：“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并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
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直截了当地提到不平等的信息流，即作为一种媒体帝国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所谓不平衡的信息流就是指第一世界流到第三世界的信息，已明显超过第三世界流到第一世界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要征服和控制人心，对于媒体而言，也许就表现在东方新闻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实际落地率，表现在突发事件时东方新闻的首发率。可是努炎认为“中国媒体在西方读者甚少”。他还进一步说：“如果媒体由政府控制，读者通常会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我觉着潜在意思似乎是中国媒体都是官方媒体。而且他认为“目前没有什么事情得以转变这种思维定势”。
我很不理解西方受众为什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媒体抱以怀疑态度，努炎解释说：“如果信息不是由可靠独立的消息来源提供的话，任何地方的读者都会存疑。这意味着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必须被审慎看待，因为官方新闻不总是虚假报道，它可能反映一定的真相、或者需要加以重视的政府政策。西方读者不排斥坦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媒体报道。受过教育的受众可以很容易判断报道的内容并且发现事实真相。”
我想努炎指的是如果官方媒体报道真实，它的公信力还是存在的。只是我觉得中国的负面报道常常容易被认为客观真实，并被优先刊登或转载，而正面报道，即便客观真实，也常常被怀疑。比如去年汶川大地震时，德国《时代周刊》描述道“在三天的时间内诸如卡拉OK吧和迪斯科厅这类娱乐场所必须停止他们的营业。在互联网上所有的游戏网页或聊天网页也必须关闭，并且必须配有哀悼标志。如果违反命令，这些单位将面临被关门的威胁，正如一个指示所说的那样。所有搜索引擎中的对音乐和视频的搜索功能被关闭。各大网站在周一都显示出了中国特有的哀悼颜色：白色、灰色和黄色，并重点报道了关于地震中死难者的新闻。”如果没有“如果违反命令，这些单位将面临被关门的威胁，正如一个指示所说的那样”一句，也许这篇报道看起来就不那么刺目了。
奥运后，德新社也曾撰文说：奥运会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变化，奥运的激情就像火苗一样一闪即逝。甚至连旅游业也没有因此而更加繁荣。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尽管人们对于北京奥运的组织工作给与极高评价，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只得到了少许提升。对于中国的媒体政策，德新社记者评价道：尽管在奥运期间对外国记者采访自由的宽松条件得以保留至今，但是国内媒体仍然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没有什么改变。但奥运会成功地增强了国人的爱国主义凝聚力。
因为德新社的报道，我暂时跑了题问努炎，记者写稿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记者个人的决定?记者的每篇报道都会被采用吗?努炎说：总社布置记者写稿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报纸，因为版面有限。编辑必须选取一个主题，然后让记者去报道。对于通讯社而言，原则会更为灵活，因为他们相对于报纸而言每天都可以提供更多的故事，让编辑们选择刊登哪篇或不刊登哪篇。”我又问德新社是如何策划选题的?做某个报道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努炎像复述他的每天工作一样，说：“报道像奥运会这样的大事时，通常必须有数个月的准备，来跟踪所有赛事、采访冠军等等。日常新闻发布的报道多半简单得多。你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提问关于某一主题的问题，然后回到办公室，开始 写稿。”
媒体帝国主义是在不愠不火中形成并引导受众的
然后我回到正题上，问努炎德国媒体为什么那么喜欢挑中国的刺?特别是《法兰克福汇报》、《时代周刊》等媒体，一会儿觉得中国的公开报道与新闻自由尚有巨大差距，一会儿认为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媒体只报道积极事件，只赞扬政府救灾努力，而没有报道人们对救援太晚、或行动组织不当的抱怨，没有报道关于堤坝和核设施的安全、腐败等问题。
对于我这个强人所难的问题，努炎说：他不确切了解所有德国媒体的每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无法就此做一判断。但他觉得：“原则上，一个故事必须说清一个事件的全方位，无论坏的方面，还是好的方面，由读者来做最后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叫做‘记’‘者’(报道的人)。记者是去报道并描述事件的细节，而不是去发表评论。他们不应有所偏袒。”
记录事件时不偏不袒是可以做到的，可如果信息源有误呢?我和努炎聊起曾看过一本写美国公众外交的书，书中说到记者采访的某些规则。比如采访分为三六九等：有些采访属于“完全公开”型，记者可以公开被采访者的姓名、职务，可以完全引用他的原话或概述他的讲话，有些采访属于“背景情况”型，记者不能写入被采访者的姓名和具体官职，报道时一般采用“一名政府官员今天说……”等，有些采访属于“半公开”型，报道不能出现被采访者的姓名、官职，只能说“我们得知……”、“据称……”；还有些采访属于“不公开”型，采访只是帮助记者了解复杂的情况，不能在报道中使用，仅供记者自己参考，最后还有类采访属于“限制”型，这类采访有一定时间限制，在限制取消之前，记者不能对外报道采访的内容。我说听起来，似乎新闻记者也有线人呢。努炎说：“新闻记者有自己的信息源，有他们提供的事实才能写出尽可能真实的新闻故事。线人某种意义上是信息源的另一种说法。”我说警方的线人有时都有误报呢，那怎么能够保证新闻来源就一定可靠?努炎说，很简单啊，“优秀的新闻记者一定拥有至少两名以上的信息源，以此来证实和撰写一篇可靠的新闻故事。”那么如何处罚报道不实的记者?这似乎更简单了，努炎说，“如果一名记者报道不实，唯一的后果是被炒鱿鱼。”
报道不实可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在不愠不火中完成的。努炎在谈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运作时用了一个说法“巧妙的控制受众”(manipulation in some cases of the adudjence)，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大报的记者不得不遵循报纸的原则。一天24小时滚动播报的通讯社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他们可以先发即时消息，然后再随着事件的进展不断展开更新报道。细节越多越好。文风须清新，事实须准确。电台广播记者可能针对某类特定受众，因此故事可以更短并且针对某类事件进行报道。报遭战事的电视记者需要报告战争的各个方面。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更多地是旨在‘引导’受众。”其实字斟句酌地说，努炎用的单词是“操纵”，不过我觉得理解成“引导”会更温和一些，不那么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