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闭幕后，本刊记者采访了一位日本驻华记者，由于媒体的规定，该记者要求不透露他所在的媒体和他本人的姓名。 《对外传播》：您所在媒体对奥运报道的情况如何?
答：为了采访北京奥运会，总部一共派了几十名记者来中国，包括体育部、社会部和国际部，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对外传播》：您个人侧重报道哪些内容?
答：侧重报道中国的政治、社会、外交和中日关系。到奥运国际中心参加新闻发布会，我们分工明确，体育部报道赛事，社会部报道人际交流、恐怖事件，人们的警惕性情况等等。
《对外传播》：到了开幕式现场，感觉怎么样?
答：很好，我太太在日本看电视，她说中国真了不起，开幕式表现了中国的和谐社会，内容上古代文化多些，现代的情况比较少。具体的印象比较深刻。我特别喜欢中国，这种象征性、大规模的表演确实是中国的特点，我们日本做不到。还有就是色彩很漂亮，杂技很精彩。
《对外传播》：您刚才谈到假唱问题，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答：我个人不喜欢假唱，好多中国人觉得无所谓，比较正常。因为在很多演唱会、电视节目中很常见。中国人想做完美的作品，但欧美国家观众希望看到由所有事实来构成的开幕式。开始我们一直相信都是事实，后来知道还有这样的问题。好像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完美的开幕式有了遗憾，对中国人的评价也有所变化。张艺谋认为开幕式是文艺作品，但我们不是从作品角度来观察，这也许是中国的习惯不同，西方包括日本、韩国都不喜欢假唱。
《对外传播》：奥运后日本对华舆论有哪些变化?
答：没有变化，对奥运的总体评价很高。比赛、管理方面都很好，国际部方面感觉不太好，因为出现了恐怖事件，对采访的限制比较严。
《对外传播》：采访方面是否受到过阻碍?
答：去年一月开始自由采访，好像不对外国媒体监视，这是第一次。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变化，以前采访要当局允许。对于我们来讲，中国有了很大进步。还有就是在中国有很多地方规则，我们去北京的县城，有人不让我们采访。外地更严重。日本、韩国和欧美媒体对此反应比较大。
《对外传播》：感觉地方政府有什么变化?
答：正面变化就是他们不限制我们。以前在外地采访，所有采访都要得到允许，现在不必了，方便自由多了。外国记者一般是你越开放对你评价越高。“5・12”四川大地震初期，外国媒体对中国评价很高就是因为很开放，一个月以后评价就低了。对我们来说重要标准是中国是否开放。有些中央实行的开放性规则应该让地方知道。外地地方官员根本不知道国务院新闻办已经设定了开放规则。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是引导，如何引导是个大问题。
《对外传播》：有没有评价你们工作好坏的标准?
答：我们工作没有硬性规定，但如果写得不好，很快就会被调离。
也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确定稿件质量好坏，北京总局也会有评价，最后是总部国际部长来决定。
《对外传播》，总部有没有选题规定?如果报道选题不好会不会被辞退?
答：选题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限制。日本救援队到汶川地震现场，中国人反响强烈，这类文章在日本影响很大。还有像奥运开幕式期间，很多民工不见了，这是负面报道，在日本有人支持也有人批评。刘翔退赛，我写的有关刘翔退赛的新闻分别发表在体育版、国际版。在第一版刊登的完全理解刘翔，在社会版是同情刘翔。
《对外传播》：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
答：中国民众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很好，对日本运动员的态度还是很理性的。爱国热情到排他性阶段的时候就不好了，尤其对日本很明显，开放很重要，爱国热情到排他性阶段就会阻碍开放。
《对外传播》：日本民众喜欢哪些有关中国的议题?
答：除了民族主义、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有食品安全事件。日本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日本危机感强烈。对中国来讲，日本的态度不好理解，觉得日本总是找中国麻烦，日本国内虽然也批评中国，但这种批评远比不上对福田的批评。
《对外传播》：您对中国奥运后对日交流的建议?
答：第一，希望中方对日本客观报道，正负面报道无所谓，主要是让中国老百姓接受日本。以前中国有人赞扬日本，很快就会被批评。中日关系好的时候，正面报道多。共产党想改善中日关系时候，正面报道就多。在日本批评中国报道有时候可能对中国更有利。所谓正面报道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中国还是向积极方向不断发展，我也希望自己推动中国不断发展。第二，促进媒体交流，这和政治方面有关系，中日每年有固定论坛，但是没有实质性意义。不但是媒体，所有方面的交流要同时推进，学生、农民、工人包括我们记者，我接触过很多中国人，很喜欢中国人，很多接触过日本的中国人也喜欢日本。另外日中两国交往频繁的时间是80年代，那时候胡锦涛是共青团领导人，现在他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相信他可以促进中日交流。另外，还是需要彼此了解。怎么了解呢?通过教育来了解。
《对外传播》，您认为中国在奥运会方面做得怎么样?
答：体育部记者说赛事和记者招待会方面做得都很好，但是涉及到政治方面，就不是很好。比如在记者招待会上，当问到人权问题时就得不到发言人回答。欧美、日本和韩国很关心中国这方面的情况，我希望中国能接受和理解这种想法。
《对外传播》：美国记者三个T(指天安门、西藏、台湾)，一个F(指法轮功)，日本有这种情况吗?
答：远远比不上他们，日本有许多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但支持中国的日本人也很多，所以我在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时候，他们会批评我。
《对外传播》：您认为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80后与日本人的隔阂应当怎么消除?你主要通过接触哪些中国媒体获得报道资源?
答：隔阂还是要通过多方面的了解来消除吧。我主要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一些杂志获得报道线索。我还是最喜欢看《人民日报》，因为是党报，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另外还看新华社中英文新闻稿，还有《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
《对外传播》：您怎么理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答：所有人民可以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也经常通过一些文章报道向日本读者传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主要就是要解释贫富差距的问题，通过具体问题来解释这些概念。还有就是重要会议的时候，日本比欧美国家更关注中国的这些问题。
《对外传播》：通过哪些角度来报道科学发展观?
答：具体的例子，比如环境保护、拆迁，日本人也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存在很多负面影响，长江污染这些问题也涉及到日本的利益。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发展很快，那时候日本也提出了类似于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上世纪70年代也倡导过以人为本，也有很多文艺作品反映这些情况。日本也出现过浪费的现象，为此日本也提出节约资源。
《对外传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做报道选题，从哪些视角?
答：改革开放是一种旗帜性改革，是一场革命，以前很多方面可以变，现在能变的地方越来越少，已经不能再建深圳了。日本国民更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更发展、更稳定、更民主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对外传播》：现在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有改变吗?
答：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中国人印象特别好，1989年以后印象不好，1995年左右，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盛行时期日本对中国印象不好，引起了很多日本人反感，然后小泉上台进一步恶化，现在中日关系又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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