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 2010年第1期 官民冲突的实质 2009年全国共发生了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海南东方暴力袭警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新疆七五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均与官民冲突有关,都与公权机关的行为有关,主要是民众发泄对公权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不满。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直接来源于官民矛盾,实质上还是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不论主要内容或表现形式,官民矛盾都与制度性的利益冲突相关。也就是说,目前的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只是一种外在形式,由吏治腐败造成的官民矛盾才是这些事件频繁发生的直接诱因,而官民矛盾的实质就是当前的公权力代表组织和机构的权限过大,缺乏一种制衡其被滥用的力量才是深层次原因。因此,要遏制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势头必须整顿吏治,缓解官民矛盾,想方设法约束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南风窗》2010年第1期
李庄案的深层价值
持续了一年有余的重庆打黑像一部纪录片一样,让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逐次展开,李庄案呈现出来的景象是,一边是知识群体对运动式打黑的批评,另一边是民众对于程序正义的不屑和对“青天”的渴望。这样的景象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愤青和网民的无知,这其实正是多年来公民教育被有意无意束之高阁的成果。人们已经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体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纠正社会问题,表示出了麻木和不信任。人们对现行司法体系的自我革新已经缺乏信心。无论如何,李庄案的被充分报道和公开论争,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但让人失望的是,在各种层面的论争中,民众、律师、媒体、司法机关,四者都缺乏反省。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
拆迁经济学
宏大的制度变迁,未必那么容易被理解,但微观的经济利益,却是方便被感知与计算的。“拆迁经济学”在相当意义上,是对新生成的利益结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各自利益的计算与评估。研究者朱东恺与施国庆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而另一位研究者陈铭更具体地计算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资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是: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5.24%。这当然是一种严重失衡。在这种不平衡的利益结构之下,冲突甚至极端冲突,或者都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求是》2010年第1期
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
《求是》杂志2010年第1期发表胡锦涛署名文章《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指出,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抓紧解决,不能放任不管,否则就会积重难返。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要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贯彻全会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充分运用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动党的建设创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保证各项工作落实。
《�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1期
穿越官员“自杀悬疑”雾霭
舆论当还原党政干部作为普通社会人的一面,关心其职业心理压力,呼吁必要之化解机制,客观理性地评价而非脸谱化、妖魔化一个群体。引而申之,对于任何一个职业、阶层,都当避免情绪化的“棒杀”,更多着眼考量背后的制度建设,以避免社会撕裂,这是成熟的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许更为紧迫的是,党政干部应当正视政府公信力正经受考验的局面,用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取信于民。从这个意义上,及早、充分地公布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真相与细节,在一个个事件中坦诚、准确、全面地依法公开信息,正是着眼维护政府公信力和提高执政能力。
《红旗文稿》第24期
领导干部“雅好”辨析
爱字画、爱古玩,都是文雅之事,能陶冶人的性情,鼓舞人的精神,激发人的创造性。领导干部有一些雅好,并非坏事,但如果公私不分、以权谋私,以雅趣之名行腐败之实,那就值得警惕了。如今,许多违法犯罪分子腐蚀拉拢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千方百计打探、“研究”领导干部的兴趣爱好,然后投其所好,见缝插针,步步深入,以售其奸。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好情趣爱好之“度”,对一味迎合、投己所好者要保持高度警惕。领导干部如果不对自己的“雅好”加以约束,“雅好”就会成为清廉防线的薄弱环节,成为别有用心者的突破口。尤其是当个人“雅好”与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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