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州_民间音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

  人类社会生活中,先进与落后之间常常表现出一种相互封闭、相互排斥的状态。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潮流的今天,在贵州这个多民族的高原山地省,地区之间这类结构性、机制性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前进步伐。
  
  生活在贵州高原上的人是敢于创新和积极探索的,代表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主体特征的“锐棱砸击法”,就是水城硝灰洞人的发明。然而,贵州史前文化的辉煌并未传递到文明时代。魏晋以后,贵州与中原和周边各省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至一步步变成了落后地区。
  客观地说,秦汉时期的贵州,虽然赶不上中原和一些先进地区,至少在南方有着一番自己的繁荣景象。汉武帝的“移民实边”政策,为贵州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
  贵州有着千差万别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汉族移民的大批涌入,使交通便利,生产条件好的一些地区有了如同内地的农业、手工业和较为接近的生活方式。荒僻边远的民族地区受交通与自然环境的制约,仍然维系着旧有的落后生产方式。如此一来,原先相对均衡的一元结构被打破,境内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反而被拉大,变成了不均衡的二元结构,贵州的社会也就不免因之发生变化。
  两汉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段里,长期居住在西南夷地区的濮人,被分割成许多互不联系的群团,只能投靠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民族统治者以求自保。伴随着濮人的衰落,今贵州境内出现了几次大的民族迁徙。
  此时的封建统治者出于战争的需要,强行将僚人从原居住地迁出,导演了一场僚人大搬家。先是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蜀将张嶷在以武力镇压群舸和兴古郡的僚人起义后,将招降的两千余名僚人全部迁往汉中。到成汉李氏政权统治时,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为由,再将大批僚人从��郡迁入蜀境,加上一部分僚人自行北迁,迁入蜀地的僚人总数达“十余万家”。《水经注》形容僚人的迁徙说:“僚人自��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
  与此同时,夷人中的一些支系东迁进入贵州西北部,逐渐取代了濮人,其中的爨氏势力强大,成为雄据一方的霸主。诸葛亮平南中时,爨氏曾向蜀军提供帮助,受到蜀汉政府的嘉奖。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稳,中央政府派到贵州任职的官员多数不能到任。豪强大姓趁机站出来发号施令,甚至打着封建王朝的旗号充任地方首领。爨氏也利用这一时机扩充势力,自领其地,自封官爵,发展到整个宁州都是爨氏的天下。
  百越民族中名为骆越的一支,魏晋时期已活动在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地区,在这一时期里不断北上。包括大部分“苗人”在内的“五溪蛮”,则活动在湘黔交界地区。由于封建统治者在“五溪蛮”地区苛勒重赋,“禁五溪鱼盐”还不时出兵攻击,“五溪蛮”被迫不断向边远的贵州迁徙,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在贵州定居下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大多是在统治者的严酷政治压迫和军事围剿下发生的。恐怖的战争与频繁的迁徙,使历尽艰辛的各族群众,根本无法安定下来解决衣食问题,更不用说致力于发展生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成了贵州经济从并不落后走向落后的一个转折点。
  迁入贵州境内的各族,在大山的阻隔下,过着属于自己本民族习以为常的日子。平畴坝子几乎都在地方豪强和大姓们的控制下,他们的居住地只能是荒山野岭和穷乡僻壤。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只能靠自己发挥本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向自然索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为了躲避战争,人们轻易不敢外出;险峻的山道,阻碍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相对陌生的环境和封建统治者的威胁,更使他们无法接受外来事物。于是,固有而哪怕是落后的传统,便在民族群体中保存和延续下来,历数百年而不变。
  封闭与落后总是一对孪生兄弟。贵州封闭的造成,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与残酷镇压,是贵州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越是穷的地区剥削和压迫越重,这个阶级社会的怪圈,使贵州人祖祖辈辈觉得自己穷,自己低人一等,不敢生出赶超先进地区的奢望。环境因素和战争动乱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剧了省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切,都导致了贵州的落后一天天地累积下来。
  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潮流的今天,在贵州这个多民族的高原山地省,地区之间这类结构性、机制性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前进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