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生活中，先进与落后之间常常表现出一种相互封闭、相互排斥的状态。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潮流的今天，在贵州这个多民族的高原山地省，地区之间这类结构性、机制性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前进步伐。
生活在贵州高原上的人是敢于创新和积极探索的，代表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主体特征的“锐棱砸击法”，就是水城硝灰洞人的发明。然而，贵州史前文化的辉煌并未传递到文明时代。魏晋以后，贵州与中原和周边各省的差距越拉越大，以至一步步变成了落后地区。
客观地说，秦汉时期的贵州，虽然赶不上中原和一些先进地区，至少在南方有着一番自己的繁荣景象。汉武帝的“移民实边”政策，为贵州带来了大批劳动力、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
贵州有着千差万别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汉族移民的大批涌入，使交通便利，生产条件好的一些地区有了如同内地的农业、手工业和较为接近的生活方式。荒僻边远的民族地区受交通与自然环境的制约，仍然维系着旧有的落后生产方式。如此一来，原先相对均衡的一元结构被打破，境内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反而被拉大，变成了不均衡的二元结构，贵州的社会也就不免因之发生变化。
两汉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段里，长期居住在西南夷地区的濮人，被分割成许多互不联系的群团，只能投靠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民族统治者以求自保。伴随着濮人的衰落，今贵州境内出现了几次大的民族迁徙。
此时的封建统治者出于战争的需要，强行将僚人从原居住地迁出，导演了一场僚人大搬家。先是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蜀将张嶷在以武力镇压群舸和兴古郡的僚人起义后，将招降的两千余名僚人全部迁往汉中。到成汉李氏政权统治时，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为由，再将大批僚人从��郡迁入蜀境，加上一部分僚人自行北迁，迁入蜀地的僚人总数达“十余万家”。《水经注》形容僚人的迁徙说：“僚人自��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
与此同时，夷人中的一些支系东迁进入贵州西北部，逐渐取代了濮人，其中的爨氏势力强大，成为雄据一方的霸主。诸葛亮平南中时，爨氏曾向蜀军提供帮助，受到蜀汉政府的嘉奖。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稳，中央政府派到贵州任职的官员多数不能到任。豪强大姓趁机站出来发号施令，甚至打着封建王朝的旗号充任地方首领。爨氏也利用这一时机扩充势力，自领其地，自封官爵，发展到整个宁州都是爨氏的天下。
百越民族中名为骆越的一支，魏晋时期已活动在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地区，在这一时期里不断北上。包括大部分“苗人”在内的“五溪蛮”，则活动在湘黔交界地区。由于封建统治者在“五溪蛮”地区苛勒重赋，“禁五溪鱼盐”还不时出兵攻击，“五溪蛮”被迫不断向边远的贵州迁徙，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在贵州定居下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大多是在统治者的严酷政治压迫和军事围剿下发生的。恐怖的战争与频繁的迁徙，使历尽艰辛的各族群众，根本无法安定下来解决衣食问题，更不用说致力于发展生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成了贵州经济从并不落后走向落后的一个转折点。
迁入贵州境内的各族，在大山的阻隔下，过着属于自己本民族习以为常的日子。平畴坝子几乎都在地方豪强和大姓们的控制下，他们的居住地只能是荒山野岭和穷乡僻壤。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只能靠自己发挥本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向自然索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为了躲避战争，人们轻易不敢外出；险峻的山道，阻碍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相对陌生的环境和封建统治者的威胁，更使他们无法接受外来事物。于是，固有而哪怕是落后的传统，便在民族群体中保存和延续下来，历数百年而不变。
封闭与落后总是一对孪生兄弟。贵州封闭的造成，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与残酷镇压，是贵州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越是穷的地区剥削和压迫越重，这个阶级社会的怪圈，使贵州人祖祖辈辈觉得自己穷，自己低人一等，不敢生出赶超先进地区的奢望。环境因素和战争动乱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剧了省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一切，都导致了贵州的落后一天天地累积下来。
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潮流的今天，在贵州这个多民族的高原山地省，地区之间这类结构性、机制性的矛盾，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前进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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