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中国著名电视栏目《东方时空》的创办人之一、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陈虻同志，在与胃癌抗争9个月后，于2008年12月23日0时21分，与世长辞，年仅47岁。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是创意人，“把正在发生的历史还给普通人”，他也是这一理念在央视的引领者。他说：“（纪录片）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以真切、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 陈虻1961年8月30日出生于北京，原名陈小兵，先后求学于北京西板桥小学、北京161中学，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亲历八宝山 2008年12月27日的北京，薄云遮日，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味道。上午，陈虻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举行。8点钟，赶到公墓，发现自发前来哀悼的人已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每人手捧白菊，面容哀伤。 天空越来越阴沉，乌云越聚越多，北风呼号，天公仿佛也在为中国失去了陈虻这么一位优秀的电视人而感到痛苦。前来哀悼的群众越来越多，渐渐挤满了整个院子。有的人在低声交谈着陈虻生前的故事，更多的人低头默哀。偌大的院子，鸦雀无声。灵堂门口的签到簿已经签满了厚厚的一摞，不少人用只言片语表达哀思，更多的人悲伤到无语，只能勉强签下一个名字。 8点半，追悼会正式开始，人龙开始缓缓移动，次序进入告别厅。在央视同事的维持下，现场秩序井然。每十个人站成两排，进入灵堂后，先向陈虻同志的遗体三鞠躬，献花，绕遗体一周，与陈虻的家人握手。告别厅内人头攒动，但是秩序井然，现场只有哀乐低回。我们的心上好像压了块大石头，无比沉重。即使与陈虻素昧平生的我们，在这种场景中也难以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 陈虻曾经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事情忙才高兴，所以，在央视的15年，他把所有的热情与干劲全奉献了出来。现在，这个闲不住的人终于可以放个无限期的长假了。鲜花簇拥中的陈虻，平和安详，以前那标志性的长发被剪短，仿佛老了几岁。长期被胃癌折磨的他面容消瘦而苍白，总是炯炯有神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遗体告别仪式没有用普通的哀乐，而是一首哀婉低回的女中音咏叹调。陈虻的家人，似乎还没能从亲人离世的打击中恢复。陈虻的妻子扑在花坛上，痛哭着：“来世我们再做夫妻。”陈虻离世之时，她已经数次哭昏过去，现在，她面色憔悴，向每一位来哀悼丈夫的来宾说着“谢谢”，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有力地握住她的手，说一句“节哀”。陈虻的儿子才只有11岁，他能理解父亲永远离去对他意味着什么吗？每个人哀悼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但成千上万个1分钟汇聚成哀伤的洪流。 崔永元、敬一丹、白岩松、柴静、张泉灵、张羽等这些他的昔日同事，以及百余位电视界幕后的同行悉数出现，一同为陈虻送行。“你看他，永远是个青年的样子。”白岩松握着陈虻亲属的手，一直倾听着她断断续续的诉说。当对方提及陈虻生前对电视事业的热爱时，白岩松流着泪肯定地说：“他一直都那么累。” 一旁的崔永元也早已是声泪俱下，他默默站立在贵宾室的门口，看着长长的送行队伍一言不发。大约十几分钟后，他回到痛哭的家属面前，递上一杯水。“喝点儿吧，嗓子都哑了。”崔永元说出话，声音也是哽咽的。 敬一丹自始至终流着泪。她数次从告别的大厅回到贵宾室看望悲痛中的亲属，又数次踱步回到遗体前。遗体即将入棺的最后一刻，敬一丹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 遗体被送走后，柴静、张泉灵还默默站在遗像前，久久不肯离去。 我最好的兄弟没了 崔永元 二十分钟前我冲进急救室冲他大喊：“兄弟，你挺住！吸几口氧气就好了！”他看着我，没有表情，没有眼神。我们看见，那条显示他年轻心脏活力的曲线慢慢直了。 我站在陈虻的遗体旁，扶着他的肩，盯着他的脸，感觉他咧嘴笑了一下，又感觉他胸口喘了一下。我想和身边的李伦核实一下，忽然想起，五分钟前太平间的两位工人当着我们的面，熟练地为他套上西裤，系好西装上衣的扣子，又忽然想起，二十分钟前我冲进急救室冲他大喊：“兄弟，你挺住！吸几口氧气就好了！”他看着我，没有表情，没有眼神。 我们看见，那条显示他年轻心脏活力的曲线慢慢直了。你相信吗？这个好人走了。 这一晚，很多人无法入睡，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公认的一个好人走了，他们好得不分彼此，却不一定知道他只有47岁。 好人陈虻是学理工科的，阴差阳错干上了电视，大多数人知道他，是从《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始的。在他接手之前，《生活空间》是《东方时空》的一个软肋。他让高深莫测的纪录片成了一个日播节目，每天看到一个和你差不多的人的故事，外行看上去很热闹也很亲切，内行也不一定明白那些平头百姓为什么在镜头前那样松弛，仿佛摄像机不存在一样。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 陈虻不装，说话随和也随意，但做节目较真儿，他对节目的要求远比领导和观众对节目的要求更苛刻。我们同在新闻评论部时，你总觉得这个表面随和的人暗地里用节目和你较劲，如果你喜欢这样一个对手，你就不敢松懈。 后来，他做了我的领导，开始审我的片子，严是真严，但准许你争辩，他说让改的地方，我去和他商榷，有时候也就算了。我说，领导审片，是不是政策上把把关就行了，艺术创作上怎么能没点个性呢?他好商量，是因为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 2002年，我在云南住院，他代表台里去看我，哄着我高兴，从此，我的病落在了他的心里。他最爱说：“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他去世前三天还对我说：“哥们儿，你保重啊！”我挺好的，可我的领导没了，我的同事没了，我最好的兄弟没了，说没就没了。 陈虻识货，我精耕细作的《电影传奇》，别人也会顺势夸两句好，可他说：“兄弟，这是作品，这是一年只能做十集的，你把他做成了周播节目，了不起！”我爱听这样的评价，我和我们年轻的编导说，你们干的是作品，别拿着当个活儿干，别想着编一集挣几千块钱，咱们要对艺术负责，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我学会了，懂了，也认了，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情，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点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 已经两夜了，我睡不着。我忽然觉得一个人死了，可能只是一个说法，可能他换了个活法。陈虻一定还在我们旁边，我们看不见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笑声和说话声。他不用吃饭，只是悄悄地盯着我们，看我们做人与做事。你做错了，他也不会怪你，他等着你良心发现和忏悔，那样你会收获更大。 我只想用干净来形容他 敬一丹 我一直佩服业务领袖，佩服那种具有船长气质的人。陈虻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本人是那样一个干净而浪漫的人，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眼神，都让人觉得干净。他做的事，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是干净的。有才华的人很多，有才华又干净的人很少。这两种气质混杂在一起，很动人。在我心里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念过大学就能称为知识分子的，有的人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也不算知识分子。 我特别喜欢他的眼神。那种干干净净，像兄弟姐妹那样，又透着聪明，让人很有信任感的眼神。 为电视而狂 水均益 陈虻是我们这个团队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精神。 我们是同一年到评论部的，一晃15年了。《东方时空》初创的年代，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才华，甚至是有点狂妄的年代。《东方时空》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子栏目，当然更离不开《生活空间》。陈虻是非常狂热的纪录片推崇者，追求非常民生的、非常纯粹的、真实记录生活的那样一种表达。他讲话、看片子或是评论片子，既充满激情，又具有哲理。我们都非常佩服他，心悦诚服。 那个时候我们天天比着干。陈虻组里的《生活空间》有好东西了，那不行，我们《焦点时刻》就得往外冲，就得曝光监督，《东方之子》就得提供人生精华。我们整天都有一种开创者的自豪和热情。 我也得过胃病，胃跟心情跟情绪关联特别大。陈虻又不喝酒，就抽个烟，按说不至于发展到胃癌。这跟他长久以来的郁结有关系。 他第一次出院后，我跟他有过一两次比较长的交谈。我感觉他心里不太痛快，有委屈。有很多事情对他也确实不公平，包括他干的这些工作。他实际上是一个业务人才，你把他扔去做片子，绝对好手。可能也是受到重视，让他做行政领导，他一天到晚审片子，太疲劳了。他是做纪录片出身，就特别热衷于审《社会纪录》、《纪事》这些栏目。我下班时经常看到他在那儿审片，房间里围着一堆人，小青年、新来的编导，竖着耳朵，毕恭毕敬听他论道，声音很大，隔着楼道你都能听见。他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一个10分钟的片子他能说一个小时，基本没有停顿。 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是他这次住院前，谈了两三个小时，非常真诚投机。我们两个中年人，像懵懂的少年一样，在那儿谈人生，谈理想，谈逝去的岁月，也谈到了生死。到这个年纪，死亡会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的亲人、朋友身上，人对生死的这种思考变得更加具体了。 有时候不太愿意谈，或者不太敢谈，可是同龄人坐在一块儿谈一谈，有时也是一种鼓励、一种安慰。我们聊得挺投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坦率的人，聪明、敏感，他对待死亡的态度非常坦然。 我劝过他，身体已经发出预警信号了，你得换一个活法！首先要把这种非常强的竞争心态往下平一平，其次是饮食、烟酒这些东西都要控制了。他不怎么喝酒，烟瘾很大。他还真是有毅力，后来基本上就不怎么抽了。但生活还是没有规律，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了，才跑到食堂吃两口。 陈虻对电视非常非常执着。他是为电视而生，为电视而狂，可能也是为电视而走。他的很多想法没实现，走得不愉快，是个悲剧人物。离开那天，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交替中，他对一直照看他的好朋友、《社会纪录》的制片人李伦说了一句：“话语空间。”李伦告诉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涌起滔天巨浪，一下就被打蒙了。他病了两年了，怎么最后还想着这样一句话。 一想到他走了，我心里就凉凉的。突然间身边的战友倒了一个，让人害怕深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你不愿意，不相信，甚至不敢去面对的东西。跟一个朋友打电话，其实他跟陈虻并没有多么熟，但说着说着，一个大男人就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了。 我们的痛苦和感伤不仅仅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个好哥们儿、好同事、好朋友，而是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怎么说呢，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远去了。 他是一个寂寞的聪明人 白岩松 那天晚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猜我的表情既不是哭也不是笑，但可能更像笑。一路上我都觉得荒唐，时代、生命、别的什么…… 他太寂寞了。以前我当制片人的时候，每个月都会把我喜欢的书、读过的书选个两三本给组里的人买，也会留几本给他。每次他都会跟我交流，他一直在看。后来我辞去制片人的职务，他常跟我开玩笑：“哎，怎么不送书了？”我一笑。其实后来我挺后悔的。他要的是书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跟我说话时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寂寞的灵魂，他希望交流，他有太多的想法了。 你想想，他能够让《生活空间》横空出世。1998年5月1日的《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讲《生活空间》的，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振奋。突然你看到电视除了娱乐功能、影响力外，还有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东方时空》之前，电视是有收视率、有影响力的，但很少会赢得这么大的尊重。现在回头看，那个时代当然值得怀念。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正常的，现在才是正常的。我们很庆幸赶上过一段不正常的时候。” 我在这个院里跟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还没吃饭啊！”我经常见到他中午一两点了还在那儿跟人家讲节目。我就着急，“你怎么还不吃啊？”偶尔，中午两三点了，在食堂看到他，永远坐角落那张桌子，吃一盘饺子，周围有一堆人。他是爱思考的人，讲话非常有趣，任何时候都精彩而绝无重复。拿录音笔录下，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一直和陈虻较劲 柴静 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很久以前，陈虻对我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2000年，我第一次与陈虻见面时，他坐我对面，翘着二郎腿，我也翘着。“你对新闻感兴趣的是什么？”“新闻当中的人。”可能是这一句，让他最终接受了我，但就从这一天开始，我跟陈虻开始了无休止的较劲。“不管你到了什么高度，你都是一只网球，我就是球拍，我永远都比你高出一毫米。”他最后说。 他待人律已的严苛谁都知道，我刚做新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他在南院吃饭，大家从电视上正好看见我的节目，他立刻打电话给我：“有人说，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你可别让我丢脸。”后来他看我的确很吃力，每天在工作上花很长时间想着怎么问，但是连自信也没了，倒是对我耐心点了：“你得找到你的欲望。”“我不知道怎么找！”他说：“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找到欲望。”我拧巴着：“怎么才能忘掉自己？”“你回家问你的父母， 你每天做的新闻，他们感不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的未知就是你的起点。”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常识中去，别一坐在主持台上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妹妹，后来直到我去了现场，尘土满面坐在地震的废墟上采访灾民，新闻像一盆水从头浇下， 我才理解了他说的“ 忘我”和“欲望”是什么。 我曾经问他：“做节目什么最重要？”“逻辑。”逻辑有什么了不起？我在心里翻白眼。“你认识事物的方法又单一又混乱，没有逻辑。”我那个时候喜欢花哨的东西，小女生式的新闻观。“这种东西不可忍受，矫揉造作。”小女生气血上头，眼泪打转。他还继续：“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是最可怕的。” 他在病中，我一直不知内情，只是给他发着短信，尤其在困境中，常常想到他。因为过去总是有他，看着我，嘲笑我，打击我，他从不夸我，但我知道他为我的成长而快慰。连偶尔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也要总结：“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今年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 好吧， 老陈， 我承认， 你是我的导师， 行了吧？节日快乐!”在精神好的时候， 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他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 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 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没有麻木和畏缩过，他跟我说过:“人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他想有尊严地离开。与他告别时，我握住他的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很久以前，陈虻对我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那等于死亡。 兔死狐悲 陈晓卿 阿虻走了，带着眷恋和遗憾，带着我们对他的尊敬，也带着一个属于纪录片的时代，走了。 凌晨四点多，李伦、柴静、飞飞三条短信几乎同时到来：陈虻走了……我从桌边站立起来，隐隐觉得有些腿软，准确地说应该是兔死狐悲的辛酸吧。 陈虻今年不过47岁，从前年胃出血到今年查出癌症，他已经煎熬了太久。后来听说，昨天陷入术后昏迷后，他最好的朋友一直陪在他身边，肿瘤医院更是聚集了新闻中心几十位他的同事，很多人居然没能看上他最后一眼。 我和陈虻首先是哥们儿， 然后才是同行。我认识他是在牌桌上， 当时他是我隔壁《观察思考》栏目的记者，每天中午我们会在一起“拱猪”，热火朝天的。在牌桌上，大家都叫他阿虻。阿虻长得俊，白净，眉清目秀，长发飘飘，是很多女青年注目的对象。但骨子里阿虻是个很狂野的人，他不喜欢别人夸他儒雅，有时甚至会冒出几句粗口来掩饰自己的文静。 1994年银川，我刚刚粗剪完《龙脊》，而阿虻的《生活空间》也刚从服务性栏目向纪录片栏目转身。这是我第一次开全国纪录片会，和阿虻约好了住一个房间，那次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 当年开会很认真，一天到晚看片、讨论，大家嚷成一片谁也不服谁。头一天，吉林台的李蕴大姐挨着陈虻坐，李老师特别爱笑，笑的同时，她习惯猛拍邻座人的大腿。中午回到房间，阿虻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裤子――整个左腿红得不像样子。我问为什么不反抗，阿虻吭吭哧哧地说：“人家女同志，哪好意思？”你看这个面瓜。 下午，阿虻不知死活地又坐在李蕴旁边，只不过，左腿上搁了一本厚书。那天放的是王海平、王子军老师的《大红枣》，一部今天看来仍有些试验性的纪录片。放映完毕，大家的基本意见是没情节，看不懂……正在大家群情激愤的时候，阿虻举手要求发言，他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片子，谈了优点也说了不足，说着说着，他突然说了一句：“我认为，说看不懂这个片子的人，都是傻逼！傻逼才看不懂！”说完坐下，全场鸦雀无声。讨论只好结束。 九十年代后期，注重场景记录的“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我和他见面更多在各种研讨会上。这时的阿虻往往以讨论主持人的身份出现，面目和善，经常字字珠玑，留下不少经典语录，他已经成了纪录片教父级的人物。随着他仕途的升迁，我们交流的次数渐少，几乎到了逢年过节短信的地步。 没想到的是，年初听到了阿虻罹患胃癌的消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去医院探望他。很快，去看过他的朋友带回来消息，说他还是那么爱谈工作，谈现在的电视节目，谈纪录片人的社会责任……我犹豫了，我不知道怎么在病榻前面对这位当年的哥儿们。在汹涌的电视商业潮流面前，作为一个个人，我们都太渺小。 阿虻走了，带着眷恋和遗憾，带着我们对他的尊敬，也带着一个属于纪录片的时代，走了。（陈晓卿：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文化专题部《见证・影像志》栏目制片人） 九个月的告别 和晶 从得知他患了晚期胃癌到今天在八宝山寒风里上千人的告别，他已经坚强地撑了九个多月。这九个月的时间里，在我们和他之间，其实在做一个漫长的告别，以他的聪明，他的善解人意，没有人可以瞒得了他。最后的这一个月，海啸（《实话实说》的制片人）只要不在办公室，就是去肿瘤医院看他，而我再没有勇气踏进病房一步。因为只要看过一次疼痛对他的折磨，就决不忍再看一次，可是，对于他，这样的进攻一次次扑来，他要一次次承受，这就像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陈虻不喜欢在同事面前没有精神，所以，尽管为了做化疗剃去了一头飘逸的长发，依然在病床上戴上墨镜问我们：“这样子像不像王海？”精神好的时候还能开自己的玩笑：“等病好了还得进戒毒所，后面的日子吗啡是离不开了。” 关于他对中国电视的贡献，毋庸多说。我在2002 年刚走进“南院”（新闻评论部）的时候，小崔刚刚病倒，去云南治疗。我并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还等着替班结束后继续我的散淡生活。一个披着长发，像画家一样的人问我：“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海啸说他是领导，叫陈虻。我不客气地回答：“你觉得小崔可以替代吗？”他丝毫没有不悦：“当然，这对你不公平。但我们都会帮助你的。唯一的要求是和小崔一样把《实话实说》当成自己的孩子，不要走穴，不要随意上其它节目，因为你是这里的人，是这里的符号。” 以后每次轮到他审片，都会挤着一屋子人，从我的主持到策划的选题，他都会一一评述，那明明就是手把手地教，小心呵护着我们这个脆弱得不能再受创的团队。而这些年我一直信守这样的要求，不走穴，不串栏目，爱护这个12 年的老品牌。 SARS 在北京肆虐的那段日子，我早上起来莫名高烧，一直38 度不退，第一时间通知组里后，在家观察，隔离。中午就接到陈虻电话，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别害怕，柴静都没事，你顶多是个疑似。”以后果然没事，他见了面还逗乐：“你要SARS 了，我还得通知小崔回来替你了！” 其实，在“南院”的很多同事可以跟他哥儿们相称，很多人都以得到他的褒扬为荣，在不断有人离开评论部的感伤中，我们留下来的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无奈和自嘲，直到新闻评论部被分成社会专题部和社会新闻部，“南院”终于再也不是当年的“南院”了。 12 月22 日开策划会准备24 日的《我们的2008》节目录制。会上还约着策划录完节目去看看他。凌晨3 点接到短信“陈虻走了……”我猛地坐直了身子，无比清醒，打开了妈妈的念佛机，“往生咒”轻轻响起……真心希望这是他的解脱啊，对于这个本不圆满的娑婆世界，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做一个漫长的告别。只是不断深深心疼着他的那个聪明、帅气的儿子，心疼一直被他呵护着的漂亮嫂子，这个夜，愿他们互相温暖，互相支持，安然度过…… 得一句箴言而去 司马南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提炼出的这一句话足以传世了。为一件事情而来，得一句箴言而去。 算起来，与陈虻认识已经20 多年。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不久，对新闻工作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那时已经在报馆工作了几年，写新闻兼评论，因为批评报道惹了一身官司。而我的麻烦，正是陈虻的兴趣点，他对我的事情很关心。虽为外行，却从不同的角度提了很多诚恳的意见。 聊天的地方就在他们家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陈虻的母亲杨青老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前辈，“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打交道比较多，经常到她家里去。其父酷爱篆刻，常给我们报纸投稿。在他看来，他儿子感兴趣的新闻话题永远没有“字母印”、“平刀直下”重要。 陈虻的家住在北京二环以里皇家园林公园东门口的一个大杂院里，几间平房光线似乎不怎么明亮，院子的过道里，家家户户堆满了白菜、萝卜、煤球一类过日子必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出了院子不用两分钟，即可以进入气派非凡的皇家公园，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可抵达沙滩老北大红楼。这种切换很有趣，也许正是这种以大杂院、百姓生活为中心的北京社会不同场景的切换，使得陈虻有可能将全新电视纪录片的理念提炼出来并坚持下去。若干年之后，当王刚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的时候，我脑子不止一次冒出这个念头来。 12 月27 日早上8 点40 赶到八宝山，吊唁的队伍已经排得老长了。签名之后，领得一枝黄菊花和别在胸前的小白花，随着人流缓缓往前移动。天冷得很，呼气化作轻雾白烟，人们穿得单薄，但是没有人使劲跺脚取暖。许许多多的熟面孔，大家不约而同地行着凝重的注目礼，场面异常肃静。 从告别厅里出来的人，一个个眼圈红红的。迎面见王甫兄一只大手抹着脸上的泪水，抽抽搭搭全没有了平常的爷们儿气。敬一丹的眼睛已经像是两个桃子。小白高大的个子愣愣地戳在那里表情木然。崔永元脸色铁青没有一点血色。一个十年前评论部的女编导专程从上海赶来为陈虻送行，她穿得单薄，站在室外的台阶上，与评论部的所有同事一样，任寒风袭身一动不动，似乎 唯其如此心里才好受一点。我想见到杨青老师，又害怕见到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此刻，无人能替代身为母亲的哀痛。一位大姐说，杨青老师今天早晨没来现场，她这几天被折磨得够呛，恐承受不住这个打击。评论部的同事事情办得很周全，陈虻遗体上覆盖着党旗。丧礼的组织工作无可挑剔。告别室的大门上写着一副对子，上联颂其“君子文人”，下联颂其“两袖清风”，很显然，对子隐喻着丧礼操办者对逝者的最高、最重要的评价。尽管陈虻的人缘之好，几乎是公认的，但是，置身央视这个最大的名利场当中，陈虻并没有什么绝缘免疫的特殊基因，所以，有人议论陈虻的病逝，半是劳累，半是积郁。“两袖清风”之判，“君子文人”之德，固为美誉也，今天未免来得太迟了。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提炼出的这一句话足以传世了。为一件事情而来，得一句箴言而去。陈虻算是一位。今天，老百姓并不容易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甚至讲述的并不是故事。陈虻的纪录片理念，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要特别着力才能逐步实现的人文理想。 死是一个假象 王开岭 好好活着，纪念陈虻，做好他的同路人，做好他的生命同类，做好他的精神兄弟。 一个团队失去精神领袖的后果就是：成员和它之间不再有心灵契约和精神归属关系，而只剩下雇佣与管辖，它不再是一个人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而只是一个生产队和纯粹的生计公司。这份雇佣只是一种交易。陈虻走后，就会闪现这样一片废墟。未来，或许会再生以栏目为单元、以制片人为首领的袖珍型精神团队，但以院落为轮廓和印象的精神群体的的确确陨落了。孙玉胜《十年》中描绘的那种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的精神风光，将不复存在。 周六，当向陈虻最后告别的时候，“陈虻时代”也就宣告结束。 追悼会，本质上是对“死亡”和“消失”的一种深化，一种记忆的加固。在陈虻这个激情浩荡、英气飞扬的人身上, 怎么能随便用“死”和“终”这些标签呢?而且,我还有一种忐忑,始终没说出口, 我担心会有一些体制和政治(虽然那也是善意的抚恤)的符号附加于他,我不知道他的灵魂会不会抵制，要知道，这是个多么追求纯粹、渴望自由和纤尘不染的人啊！若是那样，但愿这个宽容的人会微笑着满不在乎。昨天和李伦谈话，我说，如果真的必须有一个仪式性的告别，真希望别过度使用黑色，放的也不是哀乐，而是他的某段音容笑貌，然后是某首曲子，阳光些、唯美些、有力量些，比如巴赫的咏叹调，比如贝多芬的《田园》、《欢乐颂》、《英雄的葬礼》，或干脆陈虻最喜欢的某曲卡拉OK…… 所以，我选择了逃避，为此，那一天，我将承受惨重的孤独。我甚至想不出一个法子躲过哀乐响起的那个时刻，我送别过父亲，我骨子里徘徊着哀乐，乃至住着哀乐。但从此之后，我心里是温暖的，因为我并未见到陈虻的“死”，对我来说，他只是在家里，没来上班而已。这样，说不定哪天就会在街头碰到他,又见那头长发……这是务虚的好处，也是软弱者的光明。 好好活着，纪念陈虻，做好他的同路人，做好他的生命同类，做好他的精神兄弟。唯此，“死”才是一个假象，活着的另一个他才不孤独，他的灵魂才有枝可栖，有地方借宿。 我珍惜、敬重乃至热爱这个人，并非仅因为他的卓越，更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他的起落，他的舒畅和压抑，他的轻盈和重负，他的弧度和笔直，都代表了这个时代一群人的“命”和“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承载的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组肖像。（王开岭：青年散文家） 轻易过掉了一生 胡紫薇 人是很怪的。往往觉得不相干的人和事冷不丁一头撞进来，却在心里起了波澜。之后，不免在怅然中明了：呵，我原来是在乎的。今天一早，偶然听到陈虻去世的消息，错愕半晌。47 岁，胃癌不治。 其实，对于陈虻，连真正的认识还谈不上。那时候，与《东方时空》几乎同时期的，是北京台的《北京特快》在全国范围内呈席卷之势。“特快”的策划层中特别推崇陈虻的，也是当时“特快”的创始人之一，时任“特别报道”板块负责人的峙冰。那时我们是一对“仇家”，我带后期组，人称“胡一刀”，专门卡时长砍片子。峙冰偏是把自己片子视如己出的那类人，每每告诉我：“妹妹，这回一刀不能剪，好歹留个气口，我已经给陈虻打电话了，让他看节目呢。”他提到陈虻时那一种特别的敬重，让人印象深刻。再后来，就是请陈虻给“特快”不定期做好稿评训的专家；再后来，和峙冰先后离开“特快”去做《证券无限周刊》，陈虻偶尔会有对于我们节目的真知灼见，也往往通过峙冰之口转述，始终缘悭一面。 说了这么多，也渐渐明白了自己对陈虻去世为什么感喟，那时候，我们都是那么年轻，陈虻也应该才三十出头吧，自己还是刚刚剪短了披肩长发、经常很老成地诉说着特别幼稚的人生理想的晚辈，一转眼，就这么轻易过掉了一生；那时候，我们经常彼此隔空感动，为“生活空间”和其它充满人文情怀的节目，坚守着为普通人作传的理念而感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个有价值的事业而不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从而对媒体人的身份亦有所坚守。 陈虻，把自己的眼睛定格在他所留意所注视的百千万个普通人的面孔后面的那个人，那个时代的记录者，竟然没有在网上为还记得他、仰慕他的观众和同行留下一张可以纪念的影像。只听说，未病时的陈虻，是一袭长发。猜想，长发而意气风发的陈虻，应该始终有着自由的灵魂吧。 平生第一篇悼文献给他 王旭明 有生以来第一次写悼文，我愿写给他，我推崇的、对我影响巨大的他。今天上午，我在一个会议上收到了一位挚友的信息：敬爱的陈虻先生，昨夜在肿瘤医院不幸去世！天妒英才……读罢愕然，思绪已无法被那重要的会议所牵回，泪水在眼眶中转着。 “虻”这个字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著名文学作品《牛虻》，还有一个就是陈虻。某一天，打开电视，一下子就被那深沉平实而又亲切的话语所打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高、大、全的人物和语言充斥电视的时候，这档节目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于是，每天看这10 分钟的故事便成了我美妙的享受，同时也记住了这档节目的创作者陈虻先生。 后来我间接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比如他是著名电视栏目《东方时空》的参与者之一；1996 年他就获得了全国十佳制片人称号；之后他还担任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那一阵子《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也是最红火的时期。我还读了他的一篇文章《怎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就是一本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翻开，向他的妻子、向他的父亲、向他的朋友去读。像朋友、家人一样去关注你的拍摄对象，其结果一切都来得那么直接，那么带有根本性。” 他的理念和他的实践太合我意了。我始终认为，把自己的工作对象当家人当朋友一样地看待，少有利益的计较，该是多美好的事啊！把好话说好始终是我们的一大难题。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这样的追求和努力，但不漂亮；陈虻在他的岗位上也做着这样的追求和努力，真漂亮。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句广告语，无数个生活片段，搭建起中国社会的生活空间，弘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多好啊！ 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他。那次会议的内容我已全然忘记，但他不修边幅的模样、长发披肩的艺术气质和与你讲话时娓娓道来的感觉，都深深印在了我脑海中。会后，我们交换了名片，适度表达了对对方的敬仰之情，并且相约一定再找机会深聊。 后来，《生活空间》没有了，我喜欢的《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与以前的不同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不再出现了，陈虻好像也消失了。再后来，我听说他病了，没想到病得这么重，更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他的官位不够高，钱不够多，名气与许多央视大腕儿们比也远不如，但我把平生第一篇悼文献给他，献给他追求的理念和实践，为他，更是坚定我自己。 陈虻，我的好兄弟，我们再也不会有相约的机会了；陈虻，天堂等我！（王旭明：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无畏的先行者 柳园 说他无畏，是几个月前被割了整个胃。但他还是走了。 我是2000 年来到新闻评论部的，当时听说有个陈虻特牛，是《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制片人，有个朋友是他部下，每次编完片子，专门找没人的时候让陈虻看，可奇了怪了，一开始审看，那些同事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看完无一例外是一顿痛批，往往批的时间比片子还长。看到这儿您准想做他部下准定想早日离开，那就错了。我那朋友说要是能在他底下再干一年，自己就出徒了。后来我对上号了，那个在机房长发飘飘笑眯眯的就是陈虻，根本不像是个爱批人的头儿。长发飘飘像个艺术家的陈虻讲起节目来就成了理论家。我不是做纪录片的，听不太懂，但有时去开会最喜欢陈虻讲话了，声音充满磁性，很耐听，那时他刚当副主任，7 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是副主任。 2003 年后他分管我们组的节目，才渐渐近距离接触他。一天打完乒乓，他兴致勃勃讲起他的历史：“我年轻时牛着呢，曾经和李连杰是师兄弟。”但他更有文艺才能，从小学到高二就没怎么上过课，总是排练和演出。后来恢复高考了，这才开始安静学习了一年，结果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说那时刚毕业就拿他当后备干部培养的，他自认为很有组织才能，一次国家机关上千人一起练习跳交易舞，开始跳得乱极了，后来他跳出来指挥，很快就变得井然有序。 他曾讲起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配音故事。他想好了《生活空间》的定位和广告语后，就想找谁来配音呢？后来想到了王刚，那时王刚已然是个腕儿了，请来配了几遍就成了，送了王刚一条“三五”烟，他说要是今天请王刚配音，就不知啥价了。 有人说他是干工作，尤其是连续审片、讲片子就不吃饭了，长期如此就得了病。也有人说他郁郁不得志得了病。有时我也在想他要是当了“道长”或台长，那中央电视台会是什么样？ 记得他说什么是好节目，就是领导审了不会表扬，回到家里会爱看，又没理由毙的节目是好节目。骨子里他是想做思想独立的节目，在一个带着层层纸枷锁的舞台上。每次他看完节目来了兴致多半都会来段精彩的讲评，我们会听得心服口服。有一次我们忍不住说主任您的表达太好了，您应该当主持人。他说：“我才不当呢，以后去洗桑拿浴就不方便了。” 一个风流才子，一个睿智的电视理论家，就这样先走了。 厂长兼总工程师 赖仁琼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至少让几亿人感到亲切。制片人陈虻告诉我这一观众反映时热泪盈眶：“观众喜欢《生活空间》，我们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33岁的陈虻有着近10年的电视生涯。这位哈工大光学专业的毕业生因对电视的痴迷而“改换门庭”当了记者。在中央电视台《人物树林》、《观察与思考》等栏目干了几年后，曾有下海经商的打算。去年7月，《东方时空》开播两个多月后，他走马上任来到《生活空间》，成为该栏目的第三任制片人。 在《东方之子》、《焦点时刻》、《金曲榜》几个栏目都各具特色、越办越火时，《生活空间》却因定位不明确而陷入困境。“什么是《生活空间》的定位呢?”陈虻一面理顺各种关系，抓人员、设备的管理，一面苦苦地思索。与此同时，节目一天也不能停播。“打个比喻，”陈虻说：“就像一家饭店，一边装修还要一边营业。”那段时间，他忙得一天只吃一顿饭。 陈虻以为，开办新栏目绝不能走80年代的路子。当初，沈力将炒菜做饭引进电视，观众一下子感到新鲜、亲切。可如今都90年代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陈虻又在组里与大家展开了讨论。他说：“前一段，一拍人物就归《东方之子》，一拍事件就归《焦点时刻》，什么才是我们《生活空间》的拍摄主体呢?我想应该是老百姓!”在场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气氛热烈。陈虻认为，中央台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反映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栏目，《生活空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探索。他说：“平凡人都有故事，他们的存在都有价值，也都值得关注。” 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陈虻便将自己的设想一一付诸实践。此后，《生活空间》渐渐找准了路子，办出了特色，相继拍出了《家庭纪实小报》、《老两口走天下》、《自得其乐京城人》等观众喜爱的节目。 陈虻说：“搞《生活空间》的人本身就应该热爱生活。否则，很难拍出感动别人的东西。”陈虻对生活的热爱既体现在他对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对组里同仁们工作、生活上的关心，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事业不懈的追求。从记者到制片人，其间自有一个不易的转变过程，而如何提高节目质量，更需他和同仁们一道去探索、追寻。陈虻以为，人的行为只是感情的外化，故《生活空间》不能仅仅满足于报道这儿那儿的新鲜事，而应注意开掘种种行为后面的人的情感。 去年，《东方之子》曾报道北京出租车司机李德春见义勇为英勇献身的事迹。3个多月后，单位要为死者开追悼会。采访过此事的记者打电话给陈虻，问《生活空间》能否搞连续报道。陈虻了解已采访报道的内容后心想：“该拍的都拍了，我们还拍什么呢?”但就在放下电话的一瞬间，他突然觉得有可拍的了。当即找来编导郭佳、摄像林宏，向他们交待了任务：“追悼会的场面谁都见过，可追悼会后死者亲属的悲痛却少有人知，你们去就完成两件事：参加追悼会；安慰两位老人。”他特地叮嘱他俩，千万别提问：“他们已经很痛苦了。”� 追悼会上，郭佳和林宏与李德春父母一家哭得一塌糊涂，以至郭佳回来后不敢编片子，只好由林宏来完成后期制作。编片时林宏问陈虻：“死者父亲有句话是否剪掉?”陈虻问：“老人说什么?”林宏答：“‘活着的都是我儿子’，我觉得这话有点假。”陈虻：“别剪。如果一个美国人失去儿子，他会首先去保险公司要保险。只有中国人才这么看。他们的儿子见义勇为精神可贵，但活着的亲属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多年之后，当他们年迈体衰，自己扛煤气罐爬楼梯时，又会怎么想呢?” 陈虻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颇为独特。他说：“30岁以后我明白了两点：第一，我是个俗人，因此要想得到任何东西都必须靠自己努力。第二，我没有将来。小时候总爱说将来如何如何。现在就是小时候无数次憧憬过的将来。因此，每一天都要好好把握。” 喜欢电视的陈虻也喜欢读书，但读法却十分有趣。他以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有多少知识都嫌少。因此，人拥有知识的多少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遇到问题知道该找哪本书。“我读书喜欢读过渡段。”喜欢独立思考的陈虻认为，一本书的前面大多是观点，后面往往是结论，中间才是作者的思想过程。而旁征博引其实是创造性思维的心理约束。 问及做制片人的体验，陈虻说：“有点厂长兼总工程师的感觉。”制片人不仅需要一定的业务水平，还需要相应的管理水平。陈虻特别热爱这个集体。他说，吃苦受累都是他们，而得到荣誉却是制片人。全组的人都把这里当成家，我真心爱他们，感激他们！ （赖仁琼：人民日报北京记者站记者） 很怕他审片 文飞 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分家在十月》，是我曾供职的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兄弟们攒的，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具智慧的黑色幽默作品。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名字叫《陈虻诺夫回忆录》。在片中，时任评论部副主任的陈虻白发苍苍。但是现实中，陈虻没有活到那个年纪，12 月24 日，他因胃癌去世，享年47 岁。 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明日散发弄扁舟”。可惜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下艰难负重的中年男子。 记得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那时，能做出个好片子与陈虻英雄惜英雄，曾是我很大的创作动力。《巴金》、《余光中》、《孙志刚》，少数几个自己尚能过关的片子都曾经过他的法眼。他可算是台里少数审片专注的领导，之后的点评，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只是在场听的人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如今想来，十分可惜。他不仅指点具体的剪接拍摄采访技巧，也善于提炼深厚的人生哲理。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经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他满腹才情，最终却敌不过几个癌细胞。记得常常在夜里九十点才编完最后一个画面，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纪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多到可以分给很多人，我也曾幸运地分得一杯羹，这杯羹，现在还在滋养我。肉身有它自己的天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被许多人悄悄地拥有着，这样的价值，不与肉身等长。所以，此刻，我和很多人一样悄然叹息，但想到他将生命能量发散后，在地母黑暗而温暖的拥抱中开始深长的休息，我又感觉到一种平静的温暖。虽然从此以后，无论我拿出什么作品，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去惶恐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