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是家庭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第一代创业者功成名就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是自发苍苍，垂垂老矣。改革开放30年，他们积累了足以傲视天下的金钱与财富，也积累了上通下达的人脉关系与政治资源。这些曾经是创业者的幸福与骄傲，但是如今，这些多多少少已经成为他们的负担。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他们辛苦半生、兢兢业业建造的财富大厦由谁、以何种方式来接管?财富的安全过渡已经不仅仅是家族内部的问题，当中国的第一批创业者普遍都面临这个问题的�候，它已经成为足以影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下，家国天下本就是一体。家族企业财富的传承承载的正是支撑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传承。在此意义上，遗产继承问题无疑将成为未来一段�间中国最热点的问题之一。
遗产和遗产税：又一把达摩克斯之剑
遗产和遗产税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已经成为足以影响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事件。一旦束缚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恶在金钱面前被全部释放，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曾经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孝道、亲亲尊尊，人们之间的纽带父子、夫妻、祖孙、兄弟姐妹情意将荡然无存。遗产和遗产税问题无疑是又一把悬在整个社会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
根据福布斯2011年富豪榜的数据，中国富豪前一百名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面临着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问题，而排名前10，平均身家在500亿的富豪中，已经有7位开始让自己的子女全面进入或者接管家族企业，以期望实现财富和企业的安全过渡。窥一斑而知全貌，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疯狂积累之后，财富的传承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资本的故事
纵观历史，西方社会在完成第一波的资本原始积累�，正是其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最为薄弱的�期。英国曾出台专门的法令逼迫贫穷者、流浪者为资本家打工，否则就要被砍头，而那�，童工、女工加班低工资等现象无处不在，人们习以为常。道德底线的一再降低和无尽的财富积累最终引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工人革命。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原始积累无不流淌着肮脏的血。但是历史的诡异在于，永载史册的永远不是那些被剥削的工人、农民或者儿童，而是那些积累了大批财富的资本家、商人，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历史才被串联成一个以财富为线条的整体。毕竟，经济最终决定一切。
细数历史上那些功成名就的大资本家会发现，他们一手缔造的家族企业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很好的处理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而这个传承对于正处在发展之中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他们使得新兴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初期可以专心的专注于事业的发展，而不用担心财富的外流，另一方面，家族企业财富的继承者，在面临新的财富机会的�候，往往会采取大胆的扩张战略，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最重要的东西资本充裕、锐意进取。
当然这种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以牺牲某些东西为代价。西方历史上牺牲的东西就是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以英美为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暴露的问题也最多，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和“劳工法案”正是由英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而美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则直接跟同样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期，他们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在对财富的追求演化为道德堕落之后迅速采取措施，终于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也使得社会重回正轨。这其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征收遗产税。
遗产税
按照官方的解释，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称为“死亡税”。从字面上看，遗产税只与财产有关。但是遗产税从开征之日起，其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所涉及的财产范围，而对社会的整个道德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在遗产税开征之后，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从父辈那里继承财富被看做是碌碌无为和懒惰的表现，依靠自己的努力创出一份家业才是应该做的事情。美国梦和美国社会的英雄主义情节由此而生。同�为了达到纠正社会风气的目的，美国的很多州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遗产继承政策。对于15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不但征收高达45％遗产税，而且要求继承遗产的人必须缴纳完税款后才能继承遗产。这也就是说，一个百万富翁死后，他的儿子如果游手好闲，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没有自己的事业，那他完全有可能因为没有钱缴税款而不能继承父辈的遗产。欧洲许多国家的情况也都类似。
在遗产税开征之后，美国也曾出现过关于对征收遗产税利弊的讨论。讨论的过程让人大跌眼镜：当遗产税被当做经济调节的手段而被提出�，人们嗤之以鼻：当遗产税被当做调节人们道德观念的手段提出�，人们趋之若骛。美国许多富翁在接受采访�都表示不会将财产无条件留给子女，因为那样只会让他们游手好闲。结果是，美国人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大多数同意联邦政府开征遗产税，在他们看来，遗产税对于后代所产生的正面影响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他在经济上的意义。
高悬之剑
达摩克斯之剑的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东部的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30－367)打击了贵族势力，建立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权，但遭到了贵族的不满和反对，这使他感到虽然权力很大，但地位却不可靠。有一次他向宠臣达摩克利斯谈了这个问题，并且用形象的办法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为了满足―下宠臣达摩克利斯的贪欲，把宫殿交托给他，并赋予他有完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这个追求虚荣、热中势利的达摩克利斯在大庆宴会�，抬头看到在自己的坐位上方天花板下，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长剑，剑柄只有一根马鬃系着，眼看就要掉在头上，吓得他离席而逃。这�迪奥尼修斯王便走出来说道：“(达摩克利斯头上)这把利剑就是每分钟都在威胁王上的危险象征，至于王上的幸福和安乐，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而已。”因此，人们用“达摩克利斯之剑”借比安逸祥和背后所存在的杀机和危险。
中国30年就完成了西方百余年才完成的财富积累，也将西方百余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浓缩到了这几十年中。遗产和遗产税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已经成为足以影响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事件。一旦束缚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恶在金钱面前被全部释放，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曾经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孝道、亲亲尊尊，人们之间的纽带父子，夫妻、祖孙、兄弟姐妹情意将荡然无存。遗产和遗产税问题无疑是又一把悬在整个社会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将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父债子还与子承父业同样被看做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与农业文明相契合的伦理在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的冲击下已然裂隙百出。市场经济讲求的是契约精神和效率，一切都被严格地限定在条条框框 之下。在西方即使是“父业”也要在重重审查。缴纳完税款之后才能由“子”来继承，并且“子”之间在面临继承问题的�候，也要由外部的力量来判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传统的中国语境下，“子”是无条件地继承“父业”的，即使是“子”之间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有分歧，那也是“家事”。这就造成了东西方在继承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差异：继承在西方是法律范畴，在中国却是道德范畴。
市场经济的完善要求中国的继承观念由道德范畴向法律范畴进化，但是官方却没有预估到这种进化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它必须以推翻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为代价。这也就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越来越多道德问题的原因。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加强了契约对于整个社会的约束力，同�也逐步降低了传统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的约束力。
生死相间：都是遗产惹的祸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们对于名人遗产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娱乐范畴，因为这些争端中暴露出的家庭问题、伦理问题乃至于人性问题都是我们日常或者今后所要面对的。在此意义上，不管是梅艳芳还是何鸿�，他们其实都是面临着各自家庭问题的普通人而已。只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要迟一些才能遇到。
遗产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涉及社会的稳定，从小的方面说涉及家庭的和睦。这个问题的恼人之处就在于，不管你是什么人，最终都逃避不了它，即使是在百年之后。澳门赌王何鸿�依然在世，其家庭内部就遗产分配问题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一代歌后梅艳芳去世七年之后，其家庭成员依然在遗产分配上不依不饶。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们对于名人遗产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娱乐范畴，因为这些争端中暴露出的家庭问题、伦理问题乃至于人性问题都是我们日常或者今后所要面对的。在此意义上，不管是梅艳芳还是何鸿�，他们其实都是面临着各自家庭问题的普通人而已。只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要迟一些才能遇到。
歌后身后
梅艳芳遗产案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它在向中国传统道德回归的同�，又以案例的形式向正在往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过渡的中国社会宣示了契约精神的实质。可以说，从梅艳芳遗产案中，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体系和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的尖锐冲突，最终，契约战胜了道德。
梅艳芳去世�留下价值约3000万至3500万港元的资产近年随着香港房价上涨，其遗产至今被认定升值到港币超过1亿元。2003年12月，梅艳芳因患宫颈癌去世，她生前立下遗嘱，并成立信托基金管理其遗产当中写明母亲覃美金每月可领取7万港元的生活费，并赠送170万港元的教育经费予其二哥及姐姐的儿女，供他们读书至大学毕业。此外，梅艳芳将自己的两处物业赠予了好友刘培基。遗嘱中还特别指明，直至覃美金去世，所有资产会扣除开支捐给妙境佛学会。
作为梅艳芳的母亲，覃美金对梅艳芳的遗产分配表示质疑，此后在没有分得遗产的长子梅启明陪伴下，执着地打起了争产官司。据报道，梅妈自2004年争产案展开后，一直不满每月只获7万元生活费而屡兴诉讼，要求法庭判决遗嘱无效却一直被驳回。后经法庭改判虽然每月可获生活费12万元，但梅妈多次被追讨争产案的律师费，加上支付管理遗产信托人等费用，遗产现金已所余无几，而她先后控告遗嘱执行人、主诊医师、遗产受益人等，结果也都以败诉告终。
2011年5月，香港高院终审判决覃美金败诉，给这场旷日持久的遗产纠纷画上了句号。虽然年已88岁高龄的覃美金在宣判后于法庭外从容表示案件未了结“还有下文”，长子梅启明更扬言“会翻案”。覃美金的代理律师也指出，基于梅艳芳的教育水平，她对处理遗产信托基金经验不足，应该不理解信托基金行使权力的范围以及在日后如何处理她的遗产等相关事宜。因此梅艳芳当年是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将遗产转托给信托基金的，而对方这些年来也没有详细交代信托基金的运作情况。但负责信托基金的被告方律师丘启昌却指出，遗产交予信托基金是梅艳芳本人的意愿，而遗嘱中给梅妈的资产足以支持她终老，这次的“终极败诉”可说已令她“翻案无望”。
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的香港，法院最终尊重了梅艳芳的意愿，按照契约规定执行了她的遗嘱，同�又适当地向传统道德做了最后的回归，将梅母每月7万元的赡养费提高到每月12万元。高院以5万元的增幅向传统道德做了最后的致敬。
赌王效应
赌王何鸿�的遗产纠纷抓人眼球，四房太太，17个子女上演了一番龙争虎斗。在同�受到东西方文化影响的澳门，何鸿�的家庭纠纷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事件。何鸿檠生前就遇到了遗产继承纠纷对于现代中国具有典型的启示意义：财产合理合法的安全过渡影响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稳定，更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何鸿�分产风波始于2011年1月。控制澳娱股权的公司Lanceford股权突然变动，大部分股权转到何鸿�三太陈婉珍和二房多名子女名下，为何超琼、何猷龙分得。后来何鸿�指股权转让未得他同意，形容被“骑劫”，入禀控告二、三房。后来撤销后，指两名女儿不合作，第二度入禀。此事在澳门引发轰动。
众所周知，在小小的澳门，何鸿�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据统计，何鸿�旗下赌场每年的投注为1300亿港元，相当于澳门GDP的6倍，每年上交给政府的相关税收超过40亿港元，占澳门总财政收入的50％以上。此外，有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受益于何鸿�的公司。
目前，何鸿�的“澳博”仍然占据着澳门33家赌场中的20家。其次，何鸿�家族的争执可能带来澳门赌业的“变盘”，美资可能大举占领澳门赌业。澳门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彩业中心，官方数字显示，2010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为235亿美元，是拉斯维加斯的近四倍。但何氏家族的内斗不仅会带来全球博彩业的骚动，还可能给外资以可乘之机。有关人士就担心，美资博彩业会因此在澳门做大，澳门未来的稳定也可能受到影响。
据香港媒体透露，从北京的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此次争产问题。实际上，早在何鸿�的健康出现问题前，有关方面就已经在关注“两何后”的澳门形势发展。在各方努力下，何鸿�博士办公室3月发表联合声明，形容事件已得到圆满解决，并声明何鸿�上月21日已亲自终止早前的入禀诉讼，并与家族各成员坦率对话，遂于本月8日签订和解协定，齐心协力开拓澳门博彩事业。何鸿�四太梁安琪指出，结果是一起协商出来，各人都很满意，但没有透露各房的的资产分配比例。何鸿�代表律师高国骏回应表示，对事件得以解决感高兴。
声明最后指出，“家族成员各有所职，各当本份，继续努力与澳娱、澳博各股东紧密合作，以期再创佳绩，为澳门、为香港、为祖国的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一场纠纷就此终止。
纵观何氏家族的遗产纠纷，其在爆发之初就迅速超越了家庭纠纷的范畴，演化为一 场社会性事件。何氏家族的资产在何鸿�之后怎样分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内部问题，而是影响到整个澳门稳定和澳门能否继续繁荣的事件。
梅艳芳和何鸿�遗产纠纷对于中国日后出台相应的遗产税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遗产继承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遗产继承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重要影响。
遗产：实用主义的继承
列宁说：“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到目前的可记载历史，存在着不同的继承制度，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酋长世袭制和财产继承制到奴隶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从封建社会的宗祧继承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遗嘱制，每一种制度都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列宁说：“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继承制度是同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是在社会出现私有制、分裂为阶级以后随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氏族中的财产如土地、住房、家畜和其他生产资料，都属于公有，个人财产只限于少量生活用品和随身携带的武器。氏族首领死后，财产中的日用品随葬，其余财物由同族人共有。这�的继承，只是一种社会习惯，还未形成法律制度。因此这一�期的继承承担的社会功能只是传承维系生活的工具和技能。
遗产继承制在产生伊始无疑是具有某种功能性的，纵观历史上出现的遗产继承形态，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不言而喻。到目前的可记载历史，存在着不同的继承制度，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酋长世袭制和财产继承制到奴隶社会的嫡长子继承制，从封建社会的宗祧继承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遗嘱制，每一种制度都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法律首先确认身份继承，而后确认独立的财产继承。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母权制随之为父权制所取代。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按男性计算世系和按父系进行继承。父亲死后，由其子继承其身份，并继承其财产。奴隶制社会形成了部落酋长的世袭制和财产继承制，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如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有关继承权的规定达23条，内容比较详尽。中国的《周礼》、《礼记》中，也有对西周奴隶制�期婚姻继承的记载。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占有制及大家族所有权，国王和各级贵族就是奴隶制大家族的族长，一族的权力集于族长一身，这种身份就是各种权利包括财产权的依据。所以，从历史上看，最早出现的继承是身份继承。族长死后，就由其嫡长子继承其统治身份和政治地位，尤其是继承宗庙祭祀权，随之掌握财产。身份继承是财产继承的前提。
封建社会基本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内容。国王和大小贵族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各级统治者。他们从血缘关系、宗族关系出发，构成宝塔式的阶级统治体系。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被分散，使之世代相承，国王和贵族死后，其权位、土地以及其他财产由其嫡长子继承。这种以嫡长子继承为中心的继承制度，称为宗祧继承。宗祧继承是宗法社会制度的产物。以嫡长子为主要继承人，有子立长，无子立嗣，成为历代的法例。次子、庶子只能分得部分土地和财物，不能承袭权位。《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这种法律制度，影响到日本、朝鲜和越南诸邻国。在日本旧民法中的“家督相续”，就是由嫡长子继承家长权和主要财产权。按照宗祧继承制，遗产的承受是以宗祧继承为前提的，只有有宗祧继承权者，始有财产继承权。而且立长、立嗣都是以男性为限，否认女性的继承权，明显地反映出男尊女卑的封建特点。
遗产税：一个关乎未来的命题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颁布了废除遗产继承的法令。不过，这个法令仅仅存在了很短一段�间，因为当�的俄国仍然处在战争状态，苏维埃政权实际控制的范围依然有限，因此这个法令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徼，很快就被随后的一系列政令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之中。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为世界描绘了一个美丽的蓝图，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之变为现实。在他们的设计中，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天下大同的社会，在那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的，整个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在那个世界里，是没有私有财产的，因此也就没有继承。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曾于1918年4月24日宣布废除继承权。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第一次颁布废除财产继承的法令。不过，这个法令仅仅存在了很短一段�间，因为当�的俄国仍然处在战争状态，苏维埃政权实际控制的范围依然有限，因此这个法令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很快就被随后的一系列政令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之中。
该法令规定，财产所有人死后其遗产均归国有。社会主义者们试图通过政治手段直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但是历史的进程使得当�的掌权者很快认识到这个法令的不人道，随后又规定不超过―万卢布的遗产可由死者一定的近亲属继承。1922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了继承人范围和遗产继承的最高限额。1928年废除了关于1万卢布的最高限额的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5年开始，苏联又颁布新的法令规定遗产可以通过遗嘱继承。1961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对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等主要问题，又进一步作出规定。从最开始的废除遗产的继承，到二战后改为遗产可以继承，苏联人走过了正好一代人的�间。其中奥妙值得玩味。